人文 | 千古农耕话野石

近年来，在鲁甸县桃源坝子普芝噜村野石山下，形成了鲁甸县万亩稻田风光，吸引了昭鲁坝子、周边县（市、区）乃至川渝地区的游客，热闹非凡。笔者也曾多次到此采风摄影，并携家人同往观赏。感慨之余，付笔此文。

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这里的稻田实行集约化、网格化与公司化管理，田间沟渠纵横、阡陌交通、鸢飞鱼跃。香稻、香葱、油菜花、向日葵、万寿菊等作物随季节轮换，与停车场、观景台、路边小吃、商摊以及往来人群共同构成一幅常看常新的动人画卷。

登上钢架玻璃结构的观景台极目远眺，四周青山环绕，村寨高楼点缀其间，烟波缭绕……久居城市的人们来到这如诗如画的田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顿觉心旷神怡！

位于普芝噜村的野石山，原本是一个小村寨，后来因人口增多，分为了上野石和下野石两个村民小组。野石山山形狭长，犹如横卧的鸡蛋安放在平坝之间，远处更有青山环抱，如众星捧月。东南面是一片良田，水库如镜，村寨错落其间，纵横的道路将桃源与茨院两个回族乡紧密相连。遥望大黑山，这片土地可谓滇东北高原上的“鱼米之乡”！

据史料记载，古时野石山曾有一片浩瀚的湖泊与昭通相连，名曰“千顷池”，昭鲁百姓常乘船往来。至民国时期，因人为开堤放水，千顷池逐渐消失，变成了万顷良田和零星湿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野石山不高，海拔仅约300米，只能算是一座山丘，却盛名远播数千年，可谓“有仙则名”！

然而，这“仙”究竟何在？又有哪些神迹可寻？笔者以野石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史籍记载为依据，试作一番探析。

野石山的千古神韵

野石山地处鲁甸县城东南部，坐落于文屏和桃源两个坝子之间，距离县政府4公里。山下村寨密布，砚池街道高楼林立，宽敞的柏油路连通家家户户，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区位优势。这里曾先后隶属桃源回族乡、文屏镇（2021年3月撤镇设立文屏街道）管辖，2021年划归砚池街道办事处，是街道内仅有的两个农业村（联合村、普芝噜村）之一。村里矗立着一块3000多年的石碑，碑上刻有两排大字：“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野石山遗址”，昭示着此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悠久，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文明，依法受到严格保护。

1982年以前，当地村民在耕作时经常发现陶器、石器之类的地下遗存，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2年初，县级文物部门开展初步调查，确认此处埋藏着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古村落遗址，并将其逐级上报。

1986年9月5日，鲁甸县人民政府将野石山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2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4月至6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和鲁甸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野石山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古发掘。本次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为1.3—1.7米，发现窑址1座、灰坑2处、柱洞20个，出土铜、铁、骨、石、陶器等文物共计369件。根据遗存分布范围及出土器物特征，联合考察队初步判定野石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2007年12月，由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寻访南丝路，探秘三星堆”考察团来到鲁甸县，先后实地考察了野石山遗址、乐马厂等地，并详细观摩了鲁甸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出土文物。考察团对野石山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很感兴趣，三星堆博物馆馆长肖先进高兴地说：“我们终于在昭通（鲁甸）看到了三星堆文化的踪迹。”

2008年7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沙马拉毅一行前往鲁甸开展“寻根问祖”学术考察，实地查看了野石山遗址和出土文物。他们与鲁甸县彝学学会的专家学者一起座谈，对当地现存的部分彝语地名进行了认真分析。沙玛拉毅指出，“普芝噜”和“野石”都是彝语语音汉译的地名。在彝语中，“普芝噜”意为“祖先居住之地”，“野石”意为“水边”。结合杜宇所处年代和野石山遗存的年代基本相符，沙玛拉毅高兴地说：“根据这次考察，可以认为普芝噜是彝族的发祥地，杜宇的出生地及其教民务农的活动范围应在野石山一带。”

2010年3月1日至28日，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邀，陕西龙腾勘探有限公司对野石山遗址分3个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并于4月1日转入室内绘图与报告编制工作。

通过此次勘察，共发现各类遗迹84处，其中房址35处、灰坑21处、灰土范围11处、灰沟3条、枯井1眼、墓葬1座、灰土坑12处。陕西龙腾勘探有限公司还对每处发现均进行了认真绘制与记录，并编制了详细报告。

综合上述发掘与勘探成果，专家学者们认为野石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村落遗址，其年代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距今至少已有3600年。

经专家勘测，野石山在史前时期应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部落聚集区，遗址分布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出土的地下遗物不过是“冰山一角”，仍有大量未知的地下遗物和历史文明埋藏于地下。

历史记载中的杜宇

杜宇是一个被神化的历史人物，而神化了的故事往往包含诸多虚构成分，是古人借以寄托某种意愿和企盼。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去寻求事物的本来面目。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这是有关杜宇的最早记载，其中“从天堕”与“自江源井中出”就很有意思。杜宇从天上下来，意味着他是天神；杜宇妻从地下出来，意味着她是地神。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为乾、属阳、象男，地为坤、属阴、象女。杜宇与梁氏的结合，正是一天一地、一阴一阳，构成了乾坤运转之道，象征阴阳和顺、万物既生。这是扬雄对杜梁结合所寄予的神化想象。

再看晋朝常璩《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这是一段完整的记述，先后顺序十分清晰，也没有任何神话色彩。作为一部地方史志，《华阳国志》中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用现代汉语阐释：后来，有一位被称为“王”的杜宇在此教民务农，人们拥戴他为杜主。当时，朱提有一位姓梁的少女名叫梁利，在朱提江源头游玩时被杜宇看见。杜宇非常喜欢她，便纳其为妻。之后，杜宇移治于蜀国郫邑，蜀中七国皆各自称王，杜宇则称“望帝”，并改国号为蒲卑。通过这段记载，以下几点较为明确：第一，杜宇和梁利均为朱提人；第二，杜宇在朱提教民务农时深受人们拥戴，被称为“杜主”；第三，杜宇与梁利成婚后才移治郫邑，而不是杜宇到郫邑以后才遇到梁利；第四，梁利既然是朱提人，其所游江源应该是朱提江的源头，即今鲁甸县龙树河一带，而不是成都地区的江源。

成都新都区“古望帝陵”的简介中明确记载：“杜宇，云南昭通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昭通（古朱提）的地盘那么大，杜宇具体出生在哪里？哪里最适合、最有可能成为他教民务农并被人们称为“杜主”？现有研究中，尚未有学者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野石山遗址的地理环境、存在年代和出土文物均与杜宇所处的历史时期高度吻合，“野石”在彝语中意为“水边”，也与千顷池的水域意象相契合。由此分析，可以肯定地说，野石山一带既是杜宇的出生地，也是杜宇教民务农的主要聚居地。

教民务农与花鸟人同名

3000多年前的野石山，位于千顷池畔，那时的人们以打猎、捕鱼、制陶为生。生长在这里的杜宇从小聪明、勤劳、爱动脑筋，尤爱观察事物的发展规律。他心地善良，遇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因此深受人们喜爱。在朱提大地的哺育下，杜宇成长为一位英俊能干、颇具号召力的青年，经常带领大家上山打猎、下湖捕鱼，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统领地位。

在一个初夏的雨后，杜宇偶然拔起一株长在水边的秧苗，发现其根部有种子。他继续拔看其他幼苗，又发现了各种不同的种子。他把秧苗重新栽回，让它继续生长。待到秋日，那株秧苗果实成熟，采集可食。杜宇欣喜若狂，立即组织人们采集种子，并尝试播种。起初，大家春天种，夏天种，秋天和冬天也在种，有时有收成，有时却一无所获。杜宇经过多次观察与试种，终于发现：当杜鹃花开放、布谷鸟啼鸣时栽下的种子，出苗快、生长茂盛，最终能结出饱满的果实。于是，每年在杜鹃花盛开、布谷鸟啼鸣时便组织人们开始播种，教民务农也由此开始。

发现种子、掌握季节，是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杜宇在朱提地区教民务农的最大功绩。人们对杜宇越发崇拜和拥护，遂尊称他为“杜主”。在学会农耕之后，人们记住了杜鹃花与布谷鸟，随着口耳相传，大家便将这两种事物与杜宇并称，这便是“话鸟人同名”的由来。

杜梁联姻与鲁望繁荣

发源于水磨镇轿顶山麓的龙树河，流经洒渔、穿过石门，最终于水富汇入金沙江，古称朱提江，是昭通境内最长的内陆河。龙树河两岸层峦叠嶂，树木葱郁，山清水秀，到处生长着繁茂的火麻。这里居住着一个强大的梁氏部落，因部落中有一口很大的水井，此地遂得名“井中寨”。人们除了上山打猎、下河捕鱼外，还利用火麻纺织成布，制作衣物以抵御寒冷。梁氏部落中有一位公主，名叫梁利。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慧善良、心灵手巧。

又是一年春天，杜鹃花开遍山野，布谷鸟啼鸣林间。野石山部落的杜宇正值英年，意气风发，带领一众壮士越山打猎。他们翻过阿鲁伯大山，来到龙树河畔饮马歇息。恰在这时，梁利在几位女伴的陪同下走出井中寨，来到河边游玩。正值青春妙龄的梁利，瞬间吸引了对岸杜宇的目光。二人隔河相望，竟一时怔住，目不转睛。

女伴们见状相视而笑，杜宇的随从也在对岸欢呼雀跃。梁利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掩面低头，带着女伴返回了井中寨。杜宇急忙翻身上马，却被宽阔的河流所阻，心急如焚。梁利不时回头观望，两人心意已然相通，一段美好的情缘，便在这次不期而遇中悄然萌发。

不久，人们欢歌载舞，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漫山盛开的杜鹃花中，野石山迎来了美丽贤惠的佳人——杜宇与梁利成婚了！

杜宇与梁利的联姻，既促成了两个部落的联盟，也开启了朱提地区农耕文明的新纪元。杜宇和梁利将人们有序组织起来：男子捕鱼、狩猎、耕田，女子制陶、纺布、饲养家畜，各尽所能，实现了丰衣足食。部落还开始尝试开矿，冶炼银铜，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边部族纷纷慕名来归，野石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杜宇对此深感欣慰，遂将“野石”改名为“鲁望”。

随着鲁望的日益强盛，踌躇满志的杜宇开始坐不住了。他打听到北方有一片宽广富庶的平原，便产生了拓展疆土、建立霸业之心。经过长时间的养精蓄锐，他率领部众征伐巴蜀。杜宇的队伍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最终在郫邑战胜了鱼凫，夺取了王位。

杜宇取得王位后，需要确立新的国号与王号。他回顾一路征战的艰辛历程，又想起故乡鲁望，心绪豁然开朗，决定取鲁望之“望”，自称“望帝”。这一称号既寄托了杜宇对故土的眷恋，也彰显了他统领巴蜀的雄心。杜宇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巴蜀地区称帝的朱提山人。

称帝后，杜宇励精图治，将朱提地区的农耕技术引入蜀中平原，促进了朱提人民与巴蜀人民之间的交流，开启了蜀地农业发展的新纪元。当时的成都平原常受水患困扰，杜宇便派遣大臣鳖灵主持治水。鳖灵率众凿通阻碍岷江的玉垒山，开凿出“宝瓶口”，成功疏导洪水，使蜀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鳖灵因治水有功，被杜宇封为宰相。后来，年逾百岁的杜宇将帝位禅让给鳖灵，自己隐退西山。鳖灵继位后，称“丛帝”“开明帝”，后将国都迁至成都。

后世为纪念杜宇与鳖灵的功绩，在四川成都郫都区修建了望帝陵、丛帝陵和望丛祠。每年春耕前，当地民众都会前往望丛祠祭拜二帝。

《华阳国志》记载：杜宇禅位隐居后，“时适二月，子鹃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这段记载表明，每年农历二月，杜鹃啼鸣时，巴蜀人民便怀念杜宇，认为子鹃是杜宇魂魄所化，闻声而心生悲悯，并感念其教民务农的恩德而努力从事农务。这是“杜宇化鹃”传说的起源，其本质源于巴蜀人民对杜宇的深切怀念。

“杜宇化鹃”本是民间传说，却被历代文人歪曲利用，把杜宇“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说成是“杜宇与鳖灵之妻私通，愧而让之”，把杜宇化鹃，逢春啼鸣，说成是不舍皇位、留恋奢华，甚至曲解为怀念鳖灵之妻，大大贬低了杜宇的人格形象。

刘少匆在《雾中王国——神秘的三星堆》一书中指出，杜宇王朝最大的功绩在于教民务农，而且还把农事推广到巴国。这清楚地表明，鱼凫田于湔山还处于农牧并重的阶段。到了杜宇时代，畜牧已成为家庭副业，农耕才是社会的主要标志。这一评价是对杜宇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们理应拨乱反正，还原杜宇作为农业先驱与贤明君主的真实形象，弘扬他爱民兴农、尊重自然规律、胸怀宽广、广纳贤能的高尚品德。

观光农业实践与未来期盼

野石山下的万亩稻田观光园，已成为鲁甸县的一张亮丽名片，凝聚着县委、县政府和各级各部门的心血与努力。当地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由公司实施企业化管理，充分利用科技、数据信息和机械化耕作手段，最大限度挖掘土地潜力，全面提升现代农业的综合效益。村民除获得入股分红外，参与务工还能领取工资，农闲时可投身旅游服务，既愉悦了心情，又增加了经济收入，共享发展红利。

鲁甸万亩稻田观光，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使野石山地区悠久的农耕文明焕发出新的光彩，为鲁甸美丽乡村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据了解，随着鲁甸万亩稻田观光园建设的深入推进，砚池街道还将在这里打造一座农耕文化馆，集中展示和宣传野石山历史与朱提文化，通过农耕体验、田园集市、文创开发、艺术展览、全息投影等多种形式，传承中华文明，保护历史文物，讲好鲁甸故事，让远方来客领略朱提农耕的千年神韵，与当地村民共同体验大自然带来的美好与快乐。

通讯员：李宪章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