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诗性

我在《淡墨诗散文选》里，度过2014年的春节。

怒江的涛声和乌蒙山月，从酒杯里升起。

苦荞和我家乡的小米具有同等魅力。

那云贵高原，红土地上的七彩之云，将我缭绕。

山鹰在盘旋，我业已贫困的精神生活，具有了一种高度。

大哉淡墨，有充分的理由“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了。

由于淡墨先生忠贞不渝地坚持和努力，便有了这本书。往后人们只要谈到中国的诗散文，就会谈到他，和他的这部作品。

绕不过去了。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诗散文”文本。

这是里程碑式的著作。

我在编辑出版每年一本的《当代散文精品》时，也选入过先生的散文。但是，现在读到先生的书，我发现，当年只是在大海里蘸了一滴水。这岂止是遗珠之憾，这也是出版对市场的无奈。

我拜读《淡墨诗散文选》，既肃然起敬，也感慨万千。因为20年前， 我们曾有匆匆一晤。当时，他呈现给我这个普通读者的音容笑貌，那个红土地上儒雅真诚的男子汉，依然历历在目……

我想对这部书谈点看法，依然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作为出版工作者， 这习惯改不掉了。所以，对何为诗散文、散文诗，何为散文这些学理性的问题我不关注。只是感谢先生和老朋友傅德敏教授在这部书里为我上了有益的一课，让我获悉了相关知识。普通读者是不关心这类问题的，只求好读，耐读。好读是市场价值，耐读是艺术魅力。我尝言，不要在乎自己写得像不像散文， 最像散文的也许不是好散文，不像的或许是最好的散文。看来，我是一个最没有文体意识的作家。其实，我是想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发言。

我在多年编辑生涯中，养成两种敬畏，一是对读者，一是对作者。两者都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是上帝。王小波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读者水平高于作者。中国第一流的作者一部分罢写了，一部分在搞翻译；二流的作者在写； 三流作者，像我，只能当编辑了。这主要指那个特殊的专制年代，现在基本不是了，但读者的水平依然不可小觑。

我认为，淡墨和莫言一样，本质上都是诗人。莫言在拯救小说的诗性， 维护小说的尊严；淡墨在拯救散文的诗性，维护散文的尊严。我读莫言的小说， 感到莫言的大机智、大激情，我读淡墨的散文，感到淡墨的大善良、大韧性。莫言有时审丑，淡墨常在审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能成为经典作家， 是因他率先将审美变革为审丑。那位在二十几岁就写出了《鲁迅批判》的李长之先生，在书中说鲁迅“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时代的战士”。因为这句话和书名等，“文革”中他遭到了所在学校师生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队员的围攻和侮辱。当今，这样的事发生概率是小而又小了。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授奖词第一句话也说“ 莫言是个诗人”。

《鲁迅批判》这本书是唯一得到鲁迅批阅认可的研究鲁迅的学术著作。鲁迅看过书稿后，还为李长之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一位年近半百、以新文化健将闻名天下的大师，能够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做。这件事让我感动。鲁迅也常书赠对联给友人，如书写郑板桥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鲁迅还书赠瞿秋白一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时的人们是多么真诚，多么有度量和胸襟啊。看看当今的网络， 稍有不同意见就恶语相加，恨不得挖出对方的骨髓。后现代派的诗人们宣称， 我们这个时代是小人物的时代，不需要大师。我说，即使淡墨先生想要也没有了。一个人们以恶毒和欺诈相向的环境，道德缺席，大师也就缺席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从淡墨的散文中，读出他的大善良，我不仅欣喜，也感到难能可贵。

小说、戏剧、散文，所有文学体裁，最高境界莫不是诗。散文能具备诗性， 那是散文的幸运。虽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家杨朔也提出过，要把散文当诗来写，但囿于时代和命运的束缚，并未出现一个理想的结局。淡墨

淡墨先生近半个世纪以来，靠自己的善良、学识和才华，任窗外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无论在北国的沙漠草原，还是在西南的红土地上，都一直坚守着对散文诗性的拯救，追求诗散文的真谛，将有生之年，一己之力，贡献给诗散文， 终于成为诗散文最重要的作家，中国“诗散文”文本的奠基人。

莫言小说的诗性主要表现在直面现实的勇气，汹涌澎湃、汪洋恣肆的激情，淡墨的散文不是，其激情是经过收拢和过滤的，表现在语言上雍容典雅、高度凝练。是沙里淘出的金，海水里晒出的盐。

我二十年前读过先生几篇散文，其中几句话至今念念不忘：

“高原汉子的太阳是从酒碗里升起来的。”

“这里距京城实在太遥远了，皇帝的圣旨常常累死在路上。”

现在又看到他写虞姬是：“楚王爱细腰。她便是从楚地里生长出来的， 且柔且细的常春藤。”

写慈禧是：“用美软软地整治男人，用美紧紧地贴近皇权。”“她的美丽如罂粟花的毒素在岁月中积淀，末了，这个老妇人的心便变成了一坨海洛因。”

写李清照是：“青春的欢乐是记忆中越荡越远的秋千。从那一片片被西风掠走的花瓣上时光留给她一个凄凉的背影。那些梧桐细雨编制出来的小令， 是她药罐子里熬了又熬的人生……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那门总关不住风寒， 她只好用《声声慢》暖暖身子。”

淡墨先生的散文大都短小，但文风、语言独树一帜。一位新浪网友评论说： “其文风有着红土高原的磅礴、沧桑、粗犷、浓情。其行文豪放处有雷霆万钧之势，细腻处也有绕指柔。阅读中会发现，其文字节奏是一种沸腾般的‘动’ 与戛然而止的‘静’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产生一种顿挫感，读者能在这一紧一松的文字节奏转换中体验到如驾野马的酣畅，在文字的起伏中领略到文章独有的意境与诗意。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在文章中把这种诗意化的节奏及情感贯穿始终，使散文更加‘诗歌化’。”

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20世纪，西方，包括苏联的那些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将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中有人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是形式，也是内容。词语是我们的故乡。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之一是语言哲学。我看出，淡墨先生拯救散文诗性的主要办法，是语言的“美学化操作”，即诗化的语言，极富质感和韵律节奏的语言，而不重在总体构思立意方面。先生的语言造诣真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这给当代写散文的人们树立了榜样，因为当代散文家，包括我自己，在使用语言的基本功方面一直是个亟待加强的课题。中国写散文的人，要想过好语言关，都应该认真读读先生这本书。我之所以写格律诗，也是出于锻炼语言功夫。先生的《鸡山禅意》，文章好，前面短短 50余字的题记更好，“时林泉意冷，松风韵寒，檐铃自语，花木无序”，读罢让人拍案叫绝。还有《以草根的名誉》里的两句话：“幸福，那是被泥土拥抱。欢乐，那是因为野火烧不尽。”这不是很好的手机段子吗？而且是主旋律的。我建议手机段子的职业编撰者，还有各大公司那些撰写广告语的人，都应当好好读读先生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才能懂得人应当如何使用语言。

在散文的总体构思立意方面，淡墨先生主要是通过意象的组合，营造诗意的氛围。在这方面，不如他在语言的诗化上成就显著。只要和同时代的作家在对比中鉴别，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比如贾平凹散文的诗性，主要表现在构思立意方面。《丑石》也算贾平凹散文的代表作，也算新时期以来第一篇“审丑” 的散文。说的是某村庄，有一块百无一用的丑石，女人不能用它洗衣，男人不能用它垒砌猪圈的墙。这样被彻底遗弃不知过了多久，有一日来了辆大卡车将丑石郑重地拉走了，说那是陨石，天外来客啊，太珍贵了。作者说丑到极处， 也美到极处。此文很快得到孙犁先生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这是20世纪 80年代的事情。散文开始突破那个专制时期的旧有模式，一个时代禁锢僵化的文风开始解冻苏醒。拜读《淡墨诗散文选》，像《丑石》这类散文的构思立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少，如《发现》《山妖》《山歌》《猎神》等，这些散文显得厚重典雅，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了淡墨先生《人在旅途》《以草根的名誉》等诗散文，我感到在写法上，他的作品存在汉朝大赋的影子，所谓“铺采摛文，直陈其事”，极尽想象和铺陈的能事， 努力展现事物的各种情态。这是一种为文正面进攻的写法，硬拼，付出的代价大。不像贾平凹那种散文写法空灵讨巧。我想他立志这样做的时候，就准备好破釜沉舟，背水而战了。这需要魄力和定力。结果，淡墨先生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我同意张运贵先生的评价，“客观地说，《淡墨诗散文选》并不是一本很好的大众读物”。不是大众读物，那就是经典或介于经典和大众之间的读物了。淡墨散文经典在哪里？在其语言的美学化操作上。贾平凹的语言是灵动的、轻巧的，有专家说是明清小品的风格，我对明清小品没有研究，不敢盲从。我只认为贾平凹建立了自己的语言系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语言风格。随便拿出一两段话来读，就知道这是贾平凹的散文。中国当代散文家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人不多。淡墨兄以诗化的语言，独树一帜。

张运贵先生也说到古人的智慧，“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字、炼句淡墨先生做得好极了，但炼意尚不尽如人意。记得 20年前读他一篇散文， 有一句话说大山里的空旷、荒凉，大意是“一户人家构成一个村庄”，或“一个人构成一个村庄”。这话我不仅至今没有忘记，倒是经常想起。我联想到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他在《淡墨诗散文·跋》的最后说：“‘诗散文’的明天应该留给年轻人了。”

刘亮程确实比我们年轻，但不是在“明天”，就在这个业已过去的世纪之交，他新鲜出炉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所不同的是，淡墨先生的散文书写了“高原汉子，在和死亡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展现出来的顽强而又坚韧的生命力，让读者领略云贵高原原始而充满激情、粗犷而不失温柔的风貌”。而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连他的语言也是自然散淡，从容不迫的，整部书被一种淡淡的诗意所笼罩。他写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但又相互征服的分裂与统一，原始生态在现代文明合围下的陷落和痛楚”。他写的是整个人类在现代文明下的状态。刘亮程是位诗人，我与他只通过几次电话，至今没有见面。他原是写新诗的，大概属于现代派或后现代派，这本散文集明显有后现代派诗歌的影子。整个村庄“不见有汉，遑论魏晋”，没有时代背景，也看不到第二个人，就见他一个人扛着一把铁锹在村里村外转悠。他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倒和狗驴牛马等动物，以及虫子联系不少。他写人有不如驴的地方， 嘶喊的声音不如驴响亮，还要吃伟哥。牛被卡车拉进城宰杀，牛以为自己是劳模，被带到城里免费旅游观光。其中一篇《寒风吹彻》，是刘亮程的散文代表作，全文诗意盎然。和他的散文一样，也有淡淡的哀愁和忧郁。刘亮程散文的句子是一句紧扣一句的，是链条，累累如贯珠；淡墨先生散文的个别句子是平行并列的，如摆放的珍珠。许多人在洪水里，一个人紧拉着另一个人的手，只要有一个人失掉，整个链条就断裂了。淡墨先生散文的有些句子， 像沙滩上躺着的人，走掉一两个人，无损于大体。这就是汉大赋的缺陷，而不如文赋的地方。

这样的散文，如果缺乏像杜牧、苏轼的文赋那样，像贾平凹、刘亮程的散文那样，有一个总体的立意构思，那么，散文中的语言就很容易成为摆放的珍珠，而难成一条结构紧密、玲珑剔透的项链。这样的散文有时像警句、格言式散文。这种散文中出现的句子几乎全是判断句，很少有疑问句。我不大主张作家在作品中对所写的事物下武断、果敢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世界很难是警句、格言能够说清楚的，问号才是文学的全部或精髓。追索、探寻、怀疑精神，往往渗透在文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文学作品，或者诗，永远需要屈原《天问》式的勇气和精神。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也武断、果敢了吗？无形中落入罗素提出的那个“理发匠刮胡子”的悖论。村里的理发匠宣布了一条原则：“我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那么，理发匠（如我）是否给自己刮脸呢？如果不给自己刮脸，那么按原则就该为自己刮脸；如果给自己刮脸，那么就不符合他的原则了。人类面对着多少悖论？人类面对这个世界真是无奈的，作家和诗人更无奈。写到这里，我几乎无颜再写下去了。我自己就对许多事情没想明白，我只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发言。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代表读者呢？

我只感到，受大赋影响而写成的散文，很容易形成自己和自己重复。遇到相同的景观或情境时，很容易出现雷同的思想感情。比如，淡墨先生在《空山鸟语》里有一段话：“此时，只觉得血液在脉管里膨胀，青春与活力在胸中鼓荡， 一种冲动，一种刺激，很想马上去做点什么。”类似的感情淡墨先生在《谒成吉思汗陵》的结尾也出现了，写道：“你热血奔涌，会产生一种力量和冲动。你情绪激昂， 会产生一种奋起和向往，只觉得筋骨嘎巴作响。你很想，很想去做点什么事情。”这样的重复在《淡墨诗散文选》中我仅见到一处，而且，尽管是表达相同的情感，在句式上仍然有些变化，我想假如读者粗心，就不会发现。这也可见淡墨先生的才华之高。这种赋的写法，重复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李白写《拟恨赋》，倚傍江淹的痕迹太多太明显了。天才如李白都如此，何况他人。人们说江郎才尽，其实不是江郎的问题，是这种赋体决定的。江淹如果不再写这种赋，而写别的体裁，如诗歌等，那他的才华或许能再度绽放。

我想即使今天写赋的人，也宜摆脱汉赋，而多借鉴唐宋的文赋。汉大赋这种文体为什么被历史淘汰？原因自然很多，我想其中一条，怕是因为它文辞华丽，而内容寒酸。满身名牌披挂，却是一个乞丐。“寒酸”是指内容空洞， 广东人讲“没料”。还有就是“酸腐”，有坟墓里棺材板的味道。我将这两酸， 称之为酸文。现代人本能地拒绝这样的酸文。

1995 年夏，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老师在庐山隆重召开会议。会上，有位大学教授主动请缨，背诵自己的赋，是写他家乡那座大山的，背诵不到两分钟，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不耐烦，有的竟然吹口哨，有的干脆退场。老实说这位教授的赋写得文采斐然，倘若在汉武帝时说不定凭此赋，即可飞黄腾达，可今天的人们却弃之如敝屣。两千年的阻隔，审美大大不同了。汉赋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蕴含着特定的美学取向，与现代文明虽说血脉相连， 却隔着天堑鸿沟。作家如何在躁动的现代生活与诗意的桃源间找到自己的精神位置？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回是回不去了，成年人虽然怀旧，不可能回到母腹。

今天各大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所谓赋，几乎每篇都从三皇五帝讲起，然后必有“盛世”云云。拖拖沓沓，臭裹尸布抖落；松松垮垮，老妓之乳难扶。淡墨先生的散文当然与此完全不同，先生能将第一流的古典文学造诣，不露痕迹地融化在自己的散文中，从而诞生出一个新种——诗散文。

淡墨和余秋雨一样，都是大学教授。但他们的散文区别太大了。不仅取材命意不同，语言更是迥然有别。余秋雨的散文有才气，有识见，但语言偶有大学教授讲义的痕迹；淡墨先生的散文语言凝练，格调高雅，诗意深邃，质感强烈。研究散文的先生们会说，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风马牛不相及，一写诗散文， 一写大散文或称文化散文，咋个比法？可是，广大读者不管这些，他们一看是否好读，二看是否耐读。这是一个文学大众化的时代，阅读经典，简直是一种奢侈，经典的小众化成为客观存在。大众需要的是在快速生活节奏的间隙，能给他们及时补充精神信息和情感营养的读物。至于作家写的是诗散文， 还是文化散文，作家的生命深度和智慧蕴含，根本无耐心思索玩味。我们这个时代并非没有精品，而是精品被大众文化冲击淹没了。不记得是西方哪位哲学家说过，社会犹如奔腾的河，浮在上面的多是泡沫和渣滓。我再加一句： 只有沉在河底的才是金。中国当今三股文化洪流，官方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三者最弱小的是精英文化。但余秋雨散文这三种文化的成分都具备， 是跨文化的。淡墨的诗散文属于精英文化，只是跨文体，却少跨文化。如果不仅跨越以上三种文化，而且能够跨越中西文化，那就更佳。

《淡墨诗散文选》有两篇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一篇是《狼谷》，一篇是《大峡谷之恋》。淡墨先生在《跋》中说这两篇散文是探索之作，受外国荒诞派的影响，因发表后没有受到像《情系红土地》《走进滇西》等散文那样的欢迎，故不再写此类散文。我对此深表遗憾。我历来主张跨文体、跨文化写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打通，在本土与全球之间穿越。何必计较受不受欢迎， 读者的多寡呢？看来有些作家还是希望钻出水面，而不甘心被沉在河底。

余秋雨散文的读者远远大于淡墨散文的读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余若在美国，版税能让他成为亿万富翁。但在中国不行，盗版太多了。出版经济离不开大的经济环境，也属于不守游戏规则的痞子经济。而且，在中国读者多有多的麻烦，少有少的好处。我看《淡墨诗散文选》中也有一些编校中发生的错误，这要出现在余秋雨的书里，恐怕纠错的文章就会满天飞，闹得作者坐卧不宁，很难“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我倒觉得余秋雨散文如长江，奔腾万里，跨省越境，看到它的人自然很多；而淡墨先生的散文如哀牢山里的瀑布，只有不畏跋山涉水，怀有高远情志的人，才能看到它，欣赏它。

《淡墨诗散文选》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丰富的，给后来者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诗散文在着力于语言的诗化时，也不容忽略在构思立意方面的“美学化操作”。散文、小说和戏剧语言的诗化，中外说法不一。老托尔斯泰就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对话语言，不以为然。他说谁在生活中整天用诗交谈呢？ 托尔斯泰大概没看过中国的古典戏剧，那恰恰是在说诗，也唱诗。沈从文、汪曾祺曾说过，最好的散文是用拉家常的话写成的散文。古人亦有言，高僧只说家常话。读李煜的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多么平淡的语言，却负载着沉重浓烈的血泪。像这类散文在淡墨先生的集子中也有，而且看得出来，先生是将这类诗散文当作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是在取材选题方面。有人说“不在于写些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我对此话历来有所保留。我认为怎么写和写什么，两者同样重要。见仗就打的将军不可能是常胜将军，见什么都写的作家和诗人很难成为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作家和诗人也像出版社，常为选题困扰。选题表明淡墨先生的兴奋点和注意力， 淡墨先生的志趣在哪里。司马迁评价屈原说：“其志洁，其称物也芳。”淡墨诗散文取材虽然广博丰富，但看出他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我的建议是，后来者若想居上，题材上既需拓展，也需聚焦。像冰心、吴岩先生翻译的纪伯伦那几本书，写人情伦理，文章中也充满警句格言，犹如神谕。其中一篇促成当代女诗人《致橡树》一诗的诞生。2011 年，美国放映大片《阿凡达》时，中国放映《孔子》。一下就看出两个国家的兴奋点不同。现在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互补的时代，传统和现代打通的大洗牌的时代。

三是诗散文作者的思想观念、精神背景也很重要。贾平凹、刘亮程和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能成气候，与此有关。贾平凹的散文中有禅意和佛学的影子。刘亮程散文中体现的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思想，既有古老的萨满教、佛教思想，也有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而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看到了今天大学里充满现代精神的、生龙活虎的莘莘学子的风采。

现在中国人为什么对单纯的抒情作品不能兴趣盎然？那是因为20世纪有过一个滥情，或过度抒情的时代。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到“文革”达到极端。作家、诗人从偏僻的农村、遥远的戈壁草原发现诗情画意，可是他们不能照顾到那里人们的真实感受。闭塞、穷困和苦难，如何与诗情画意相统一呢？ 这是单向度抒情，或不对称抒情，类似马尔库塞说的工业时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单向度的人。曾经让广大读者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现在有了再真诚的抒情作品，人们也报以矜持和警惕，甚至敬而远之。余秋雨、刘亮程、贾平凹三位散文家，顺应了这种审美潮流。或者说在这样的审美潮流中，三位散文家应运而生。他们的散文注重的是情趣、事趣、理趣、思趣， 再也看不到20世纪的那种抒情。

作者简介：周彦文，1944 年11月生，陕西府谷人。笔名周倜、 文吉等。1964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从事秘书、编辑等工作。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 年任新闻出版署理论处处长，现任中国诗词研究会会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广州出版社图书发行中心总经理、编审。1991 年出版《对疯狂的引导——中国出版业的经济观照》，对新时期中国出版业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探索，成为中国第一部探索出版经济规律的扛鼎之作。在此前后出版散文集《荒漠沉思》《人生小语》等八种。被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和出版理论家。著有散文《愿借明驼千里足》《大漠情思》《荒漠沉思》《处女海》《人生小语》《我有同学是贪官》《神的花园·诗词鄂尔多斯》，纪实文学《对疯狂的引导》《沙漠惊魂》等。其中，《请别再说这样的神话》获广东省书评一等奖。

作者：周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