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糖心苹果

种子的方舟

母亲一个人从昭通老家来昆明。

她临行的前一晚，我忙完工作才想起给她打电话，彼时已经很晚了。电话拨出去后，又担心她已经睡下。意外的是，电话很快接通，我叮嘱她少带些东西，她满口答应。

在环城南路地铁站停车场，母亲下车后，我从网约车司机手里接过行李箱，刚转身要走，却被他叫住：“还有一个。”我愕然地望向车尾右侧，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纸箱。

“这个也是？”我再次向司机师傅确认。

“我带了一箱昭通苹果来。”母亲在一旁说道。纸箱泛着粗粝的褐色，仿佛是从黄土地直接拓印而出的浮雕。

一路上，母亲说这是红富士苹果，因为上市早，可能还有一点儿酸，不是很甜……

我开着车，一边听着母亲的絮叨，一边留意着路况，在车流间隙平稳前行。

母亲用普通话解释“红富士”特性的尾音散落在“春城”的晚风里。

我明明说过什么都不用带，此刻却只能应和一声，默默领下母亲的好意。

每一个苹果都是种子的远征，怀揣着母亲的体温。

流动的水

苹果完成了从枝头到掌心的迁徙，也在旅途中完成了风味的沉淀。而那果核处的晶莹糖心，正是它吸收了故乡暖阳与流水滋养后，凝聚成的记忆与情感。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一生画过很多树，桦树、梨树、苹果树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画的两幅《苹果树》：一幅是1912年创作的《苹果树1》，枝条向四周延展生长，大有铺展蔓延之势，枝繁叶茂间，绿草、鲜花与丰收的果实笑靥如花，满是盛放的喜悦；另一幅是画于1916年的《苹果树2》，以淡土色为底色，一派秋后肃杀的景象，枝叶紧紧收拢，清晰可见的裂缝如利刃般切割着枯萎衰老的树干，就连果实也是瘦小的、零星的，点缀在萧条、零落、深绿色的枝头上。

树老果瘦，将两幅画并置，恰似人短暂的一生。

此时，我正和母亲待在一起。

母亲刚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箱，取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认真清洗干净后递给儿子：“来，吃一个糖心苹果。”

儿子正在看电视，侧脸瞥了一眼，挠了挠头说自己不爱吃水果。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尝尝这份“糖心”，可儿子早已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固执地拒绝了她的盛情。

我看着母亲默默收回被拒绝的苹果，独自大口啃了起来。她没有生气，依旧卖力地“打广告”，叮嘱儿子要一天吃一个苹果。

母亲所说的“糖心”，指的是红富士品种中的糖心苹果。昭通海拔高、温差大，苹果内部的淀粉得以充分转化为糖分，并在果核周围凝结成半透明状的冰糖状结晶，故而得名“糖心”。这种苹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十足。

儿子没有接过母亲递来的苹果。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丑苹果”经历过什么，或者说要经历什么才能在果肉深处“窖藏出糖心”，最终来到我们身边。他更不会去思考苹果的缘起与过往，只是简单地说“不要”。疏离感弥漫在房间里，我觉得应当对儿子说点什么。可想说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儿子突然哈哈大笑，他完全沉浸在动画片《小小世界》的喜悦中。

电视的荧光在苹果表面映出冷色光谱。“苹果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我不由得想起《群芳谱》里关于苹果的描摹。然而此刻，它竟然成了情感的隐喻：一半是母亲的热忱，一半是孩子的淡漠，恰似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原本，我可以做很多努力，比如从苹果的形态、色泽、滋味等方面，激发儿子对苹果的兴趣，从而让他欣然接受那份藏在果肉里的“糖心”。

可不知为何，百般纠结后，所有念头都悉数作罢。

儿子还那么小，我却总想让他小而温柔，小而敦厚，像沉甸甸的“糖心”苹果一样，外表或许朴实无华，内里却藏着饱满又温润的内核，待人善良体贴，处事温暖包容。我并非要强求他违背本心，去做那些不喜欢、不情愿的事，只是希望他能学会体谅：哪怕不愿接受，也愿意花上一点点时间，用简单而真诚的话语说明缘由，让拒绝少几分生硬，多几分委婉。母亲递出苹果时的满心热忱，值得被温柔回应；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善意与牵挂，应该被看见。

记忆里的枯叶蝶

在鲁甸县第一中学后面的苹果园里，我和发小背着书包慌乱地“逃生”。

那是粉白色的苹果花开过后不久，同学们都有些跃跃欲试。隔壁班的同学拿着几个仅拇指大小的青苹果，径直跑到我们教室“炫耀”。“蘸点昭通酱，咬下苹果肉”，酸涩的汁水从嘴角溢出，羡煞了旁人。于是，我们挽起袖子、迈开步子，悄悄潜入了苹果园。

绕着苹果园转悠了两圈，确认守园人不在后，我和发小才找到一条小径，通向最近、最低矮的苹果树。就在我们忙着“挑选”跳起来就能摘到的苹果时，我们还是被狗发现了——确切地说，是狗的鼻子嗅到了踪迹。“汪、汪、汪！”狗叫声从小屋那边传来，起初只是偶尔几声，像是在发出预警；紧接着便是连续的、急促的狂吠，“汪汪……汪汪汪……”还伴随着跑动、追逐的窸窸窣窣声，由远及近。

“完了完了！”发小怯怯地说出了我内心闪过的念头。

我们害怕极了——不单是怕被狗追上，更怕被守园人抓到。要是闹到老师那儿，再被同学们传开，那简直是世界末日！她一把拽住我，转身就逃。我们沿着果园墙脚拼命地跑，只想着跑得越快越好，跑得越远越好。

终于，失魂落魄的我们跑到了篱笆洞口，先把书包甩了出去，再紧缩身子使劲往外钻。雨后的黄泥巴又湿又黏，我们也全然不顾，一心只想快点离开。

“狗呢？”

“没追上来，好像被人唤回去了。”

我塞给发小一个小苹果——那是慌乱中从地上捡起来的。

陌生又善良的守园人，用他一声及时的呼唤，让我们保全了“脸面”，不至于被冠上“小偷”的臭名。而我们也在那个湿漉漉的下午，将“是非”二字刻进了心里。

鲁甸老家苹果园泥泞的“芳香”蓦然漫入客厅，儿时的记忆虽已是飘飞的枯叶，但当年守园人的宽容与此刻孩童的懵懂，却在时空中“并行浮现”，瞬间构成我完整的谅解方程式。

糖分是苹果炽热的心。没有心怎么活？异乡人谁不是揣着一颗糖心离开故土的？苹果，是昭通游子沉甸甸的乡愁。

于我而言，苹果是故乡的来信。吃下昭通苹果，我便与远方的故土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所有思念都有了归处。

“把地址发过来，我给你寄点苹果。”诗人朋友芒原兄发来信息。平日里见他发微信朋友圈，在洒渔河畔翻地，在烈日下修枝，在泥泞里施肥、摘果，我们未曾出一点力，却能在秋天准时分享他的劳动果实，心中满是不忍与感激。

我看着手机屏幕，犹豫不决。

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紧接着发来一句：“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心头一暖，回了个“好”。

身处两地的我们忙于工作、生活，在几乎被琐事吞噬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苹果熟了！这仿佛是上天赐予诗友间的喘息之机，一次久违的“交流”的良机。

“还写诗没？”

“写的，只是不多。”

“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每年，收取从昭通老家寄来的苹果，成了我秋天里的“仪式”。把苹果取回家后，我会拍照发给寄送人——既有整箱的照片，也有苹果的特写，再附上几句感谢与寒暄的话。

这是陪伴我度过寒冷冬天的苹果。它暗含了多少牵挂与惦记。

我们不再是无根的人。

多年前我资助过的贫困学生明顺，每年都给我寄昭通苹果。

那时我在鲁甸县火德红中学教书。初一年级新生报名时，我负责两个班级的报名工作。明顺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完名没多久，又转身回来找我退钱，说想出去打工挣钱。

我看他的小升初成绩不错，又了解到他是单亲家庭，父亲独自带着他，身体也不好，内心十分不忍。我告诉他：只要好好读书、成绩优异，学校就会发奖学金、助学金，优秀的学生读书花不了多少钱。小小的他听了我的话，决定留下来继续读书。他的认真与努力，让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对他关爱有加，而我因为岗位变动，不久后离开了学校。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当他向我表达感谢时，我羞愧难当，当时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谁承想事与愿违，没能为他多做些什么。

参军入伍后，他依然坚持给我写信。我从信中得知，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仅弟弟妹妹们顺利完成了学业，老家还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他问我缺什么，我回复说什么都不缺，心意领了。再后来，他就开始从昭通老家给我寄苹果，说是自家种的，让我尝尝鲜。或许在他眼中，苹果是他最拿得出手的、带着乡音的珍贵礼品。而对我而言，这的确是最合心意的礼物。

我从最初的惴惴不安，慢慢变得“顺其自然”。对我来说，这是他特别的感恩；但于他而言，或许只是从书本中习得的并在成长中养成的良好品行。之前我抗拒收礼物，是固执地认为，资助他本就不图回报。时隔多年突然收下这份感恩的礼物，心里过不了那个坎，既不忍心让他破费，又为当年没能多帮他一点而惭愧不已。

2020年左右，明顺的班主任突然去世，我回老家吊唁时，遇到了当年28班的同学们。尽管很多人已经多年没联系，但他们还是很快认出了我，亲切地叫我“王老师”。

“王老师，这是今年的新品种‘红元帅’，您尝尝。”

我默默品尝着昭通苹果带来的甜蜜。

糖心之问

福楼拜每个工作日都以闻一抽屉烂苹果开始，而我的写作则一直浸润在满屋浓郁的苹果香中。每一天都是爱的劳作，打开书本时，恍若品尝到另一份“糖心”。

高原风沙侵袭、阳光暴晒之下，自然生长的昭通苹果，因表皮多带有果锈瘢痕，常被称为“丑苹果”。它的外表并不出众，放在百果堆里一定不是最显眼的那个，甚至会被一眼掠过，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风吹日晒中酝酿糖心。无论置身何处，它始终坚守本心，于裂痕中照见光明。

卡夫卡的苹果在书页间腐烂，特洛伊的金苹果至今仍在引发纷争，而昭通的“丑苹果”则在进行着一场甜蜜的抵抗。当学生的“红元帅”翻越乌蒙山脉抵达我的书桌，当希腊雕塑残缺的手掌与我握笔的右手重叠，所有关于苹果的过往与想象，竟在这一刻完成了跨越平行时空的对话。

糖心不是果核的病变，而是大地写给岁月的密码。所有离开故土的苹果，最终都将在某个时刻，化作舌尖上的故乡。

送母亲返回昭通后，我怕她放心不下她带来的苹果的“待遇”。于是去图书馆看书时，我特意带上一个，将它放在书本上拍照发给母亲：“今天带了饼子和苹果出来看书，饿了就吃饼子当早饭，下午再吃一个苹果。”

母亲回复说：“好。”

作者：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