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日报·昭通版》在滇东北抗日宣传中的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中共云南省工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南方局“勤业、勤学、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工作方法，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秘密转移李剑秋、吴忠遥等一批中共党员到昭通隐蔽，派中共党员马仲明（马若璞）隐蔽打入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转移隐蔽在昭通的中共党员，以特殊的方式，通过广交朋友，开展统一战线、新闻文化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启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滇东北民众，为民族生存、民主进步而斗争，引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后期中共昭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抓住时机 占领阵地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国民党蒋介石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在军事上，国民党中央军10多个军约30万人进驻云南，在执行西南防务任务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在政治上，国民党中央势力渗入云南，加强在云南的反共力量，并屡派康泽、刘健群等特务头子前往昆明，策划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共活动，企图改组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社；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僚资本加紧了对云南民族资本的控制、排挤和掠夺。以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企图控制云南的阴谋极为不满，千方百计予以抵制，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剧。

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的指示和时局变化，通过各条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向龙云集团提出建议。省工委拟定了包括“对内联合云南各派别人士，对外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军政首脑；争取建立保安团、护卫团等扩充地方部队；发展地方经济，全力支持抗战；限制国民党中央军和宪兵团及特务机关的活动；关心大学教授和知名人士的生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团结抗日，反对独裁，支持办好地方性、进步性报纸”等10条建议书，派省工委负责统战及新闻文化界工作的刘浩，以《民国日报》记者身份将建议书面呈交龙云，向其陈述蒋介石的阴谋，要他提高警惕。龙云认为这些建议是抵制蒋介石阴谋活动的有效措施，便予以采纳。龙云在危机（危急）时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思想也向民主进步方面转变，并主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不仅没有改组云南日报社，也没有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反而以为家乡做点事为由，要求云南日报社筹办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以下简称“昭通分社”），出版《云南日报·昭通版》（以下简称“昭通版”）。

中共党员、云南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欧根等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省工委报告，经刘浩与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商量后，决定控制昭通版，占领宣传阵地。郑伯克要求把昭通版办成一份兼具地方性、进步性的报纸，指示欧根以“合法”身份向文化界、新闻界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包括党的统战对象、社长张克诚推荐中共党员、昭通籍的马仲明到昭通版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国民党云南省教育厅长、云南日报社常务董事、昭通籍人士龚自知的同意。

“在国民党区域开展宣传活动，要尽量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利用国民党的《抗日建国纲领》和《总理遗嘱》，以及蒋介石‘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等言论，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推行反革命政策和损人利己政策。既要宣传我党主张，又不能暴露自己。根据国民党区域的特点，不能像在陕甘宁边区那样搞。”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省工委指示马仲明到昭通后，党组织关系隶属省工委，不和昭通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以特殊身份进行活动，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着重争取昭通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控制喉舌。

统一战线 稳住脚跟

早在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就对龙云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43年8月，龙云向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负责人罗隆基探询，想请周恩来来昆明商谈加强抗日工作等问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的中共党员、民盟昆明支部组织委员周新民获此信息后，立即转告刘浩，经省工委研究，派欧根以报社记者身份赴重庆采访为由，向南方局汇报。董必武接见了欧根，并请示中共中央同意，派在昆明治病、待机工作的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华岗为中共代表，同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华岗和龙云的多次会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进一步促进了龙云的思想转变，随后在龙云主持的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与在重庆的南方局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1945年3月，南方局派新华日报社彭少彭到昆明建立营业分销处，龙云表示，《新华日报》可以在重庆公开发行，当然也可以在云南公开发行。从此，昆明营业分销处在云南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同时还发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等党的文献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在云南的公开发行，对中共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了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方针政策和云南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和巩固，削弱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在云南的影响和危害，营造了较为浓郁的民主进步氛围，为昭通分社的筹备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马仲明提出让云南日报社营业员林坚（张天祥）到昭通分社协助办理营业和其他事务性工作，又在昆明招募了5名捡字、排版和一名操作印刷机器的工人。为掩护身份，马仲明的妻子、中共党员聂映仙也和他一起从昆明来到昭通。

昭通分社社址选在昭通县城文渊街的大成殿，国民党昭通县党部书记刘华昭担任昭通分社主任，马仲明担任副主任兼总编辑，并掌握人事权。在用人问题上，马仲明慎之又慎，婉言拒绝了国民党县党部推荐的人选，把中共党员介绍的进步青年作为昭通分社的主要进步力量。马仲明通过同为中共党员的姐姐马冰清、隐蔽在驻防昭通的昆明行营独立第2旅工作的姐夫王飞鹏的关系，经隐蔽在昭通“三五书店”的中共党员李剑秋推荐，邀请隐蔽在“三五书店”的中共党员吴宗遥到昭通分社工作。马仲明和李剑秋、吴宗遥商量后，决定吸收“三五书店”进步青年张伯林（张素）、谢敏、王官耀（王一民）、贺泰云（张琦）、李孝文等加入昭通分社。吴宗遥、张伯林负责编辑，林坚负责校对兼发行，李孝文等人负责外勤记者工作。

“三五书店”是1943年初在中共党员李立昆组织的“读书会”基础上，由杨霖、张伯林、李孝文为主组织成立的，成员有中共党员李剑秋、吴宗遥、严亚平和谢敏等人。这个书店是租借昭通县城文渊街邓家门面开办的，销售的都是进步书刊，多次遭到国民党县党部增加税收，没收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的刁难。1944年，书店被迫停业后，马仲民将“三五书店”合并到昭通分社营业部，杨霖为营业部主任，继续以“合法”形式进行战斗。

办报纸没有新闻不行。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只有1000多字，经过筛选，剩下的就更少了。龚自知拨发的一部旧收音机无法使用，马仲明通过朋友关系结识了昭通兴文银行的经理和电台台长郭锐，成功借到一部收报机，电台报务员刘运瑞成了昭通分社抄收新闻的兼职人员。国民党的电报信号，点不像点，划不像划，拖泥带水，字与字、组与组之间没有间隔，越是夜深，播发速度就越快，点划就越不规则。为了准确、快速地译出新闻稿，昭通富滇银行的电台报务员许仲庵也参加了收报工作。但人手还是不够，经马仲明同意，贺太荣、刘运庚也参加到抄译新闻电讯的工作。

创办初期，云南日报社拨付的3000元开办经费只做了字架、安装设备、购买印刷用纸（角奎绵纸）、开设营业部就用完了，经济非常拮据。马仲明通过统战关系，争取到龙云次子、驻防昭通的滇军昆明行营独立第2旅少将旅长龙绳祖、副旅长陇生文和社会知名人士李杰候、秦理侯等人的支持，龙绳祖还出面动员一些商号予以支援，独立旅中少数下级军官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报纸创刊 为我所用

昭通分社从云南日报社带来一台四开平版印刷机，一部头号脚踏圆盘印刷机和附属设备，一套够四开报纸用的铅字和排版用具，经过紧张筹备，1944年2月中旬，昭通版开始试版，3月1日正式出刊，日出四开报一张，每期发行量达2000余份。

报纸创刊，首先就打破一条办报陈规，除了必要时写社论或转载《云南日报》，成都《华西日报》《新蜀报》社论外，有时就转载《新华日报》的评论。除报社人员外，中共党员李剑秋、伍谦之、谢敏，爱国民主人士尹兰冰等都是报纸的长期撰稿人。内容有社论、专论、评论、公告；国际、国内、本省、本地新闻。副刊强调进步性，完全排除了黄色文章和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噱头作品。辟有“新南风”栏目，刊发杂文、散文、诗歌、民歌、小说等。中共党员、青年革命文艺作家张天虚（剑平）的长篇遗作《五月的麦浪》也在副刊连载。同时考虑到昭通版是国民党省政府机关报的分版，在昭通虽然没有专门的新闻检查，但也不能让国民党县党部抓到把柄。报纸就利用蒋、龙矛盾，多次报道揭露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对龙云则在不损害人民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篇幅标榜，对他提出的：目前我们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抗战消息，写文章鼓励人民爱护国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努力支援抗战，不要搞那些“煮豆燃萁”，抵消力量的东西的办报要求大加宣传。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使用时严加选择，对不登不行的新闻，一般采取淡化办法，用小标题排在不明显的地方。国际新闻则采用综合报道的形式，有分析地编写，使读者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情况。昭通版发表的社论，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多次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国共合作而呐喊，强调“今日整个的中华民族，正以他最大的力量，抗拒着以屠杀及劫掠方式扰乱我国的日本强盗”“只有实现团结，实现民主，加强自己的实力，才是今天所应走的道路”“赶快遵循民意，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鼓舞士气民心，打退敌人，准备反攻，再也不能迟延了”“要以时间补空间，就是用在政治上采取迅速而显然的改革，来抵补我们已经损失了辽阔的空间，这应当是抗战进入反攻前夕的阶段所应采取的战略”“我们绝不能再存苟安心理，完全依靠盟友，坐待胜利，我们应鼓起勇气，加倍振作，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有效地打击敌人，促使胜利早日到来”。刘华昭明知昭通版的不少文章带有进步色彩，但顾虑报纸若半路夭折，不能按时出刊，自己也无法向上司推卸责任，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昭通版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惊慌，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在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信函中提及：昭通版“设于滇东重镇之昭通县，内部亦有奸伪分子，以故常发现《云南日报》本报经检查不准登载者，昭通版竟又刊出，其言论与奸伪如出一辙”。撇开其污蔑之词，从中可以看出昭通版的进步性和影响力。

伸张正义 扩大影响

昭通版在“本地新闻栏目”中，主要采用政治、治安、教育等部门发生的事件、案件及社会新闻，还经常刊登粮、油、布等人民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昭通分社在发挥宣传作用的同时，还团结、教育、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

陈家珪自杀事件。陈家珪（女），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曾先后在昭通中学、昭通国立西南师范任教，因生活所迫，1944年5月17日忿然服毒自杀。国民党当局为掩盖其不管公教人员死活的真相，企图缩小社会影响，把陈家珪自杀的原因说成是夫妻争吵所致，蒙蔽师生和群众。昭通版报道了陈家珪自杀事件，并发表评论指出：陈家珪自杀的社会背景及真实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管公教人员死活的必然结果。昭通分社记者王官耀等主动和昭通中学学生联系，在中共昭通特支领导和昭通版舆论压力下，迫使学校公开举行追悼会。昭通分社代表、学生代表发表演讲后，抬棺游行，高呼“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公教人员生活”等口号，使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和摧残文化人的罪行。

庆祝柏林解放。1945年5月3日，柏林解放的消息随无线电波传到昭通，在中共昭通中心县委的领导和昭通分社的支持下，以昭通中学师生为主体的各校及社会各界人士数千人，翌日举行了昭通各界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柏林大会和盛大游行。大会提出“要民主、团结、进步，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的鲜明口号。昭通版编辑吴宗遥为庆祝大会写了宣言，特别强调：“希望政府立即解决国内团结问题，从速结束一党制，实现民主，要这样才能使政治清明，加强作战力！这是今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键！”昭通分社免费印刷宣言、传单张贴散发，“几千年来沉闷的山城现在被打破了，人民的一切痛苦和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几千张有力的喉咙，在这个山城里震撼起来了”“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这是庆祝柏林解放和要求实现民主的一个有力的动人的号召！”当晚举行了纪念五四报告会，中共党员、昭通中学教师傅发聪在会上讲五四运动的意义及青年的任务，号召要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昭通版总编辑马仲明、编辑张伯林等人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晚会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朗诵了散文诗。在整个庆祝活动中，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的职工积极支持和参加活动。庆祝活动结束后，王钦泰、王孝礼等将昭通中学校内各班捐献用剩的经费，买了几十本进步书籍，贴上宣言，交昭通中学图书馆保存。这次庆祝活动，影响较大，不仅教育和鼓舞了民众，也获得了许多社会人士的支持，重庆《新华日报》5 月23 日第二版，以“昭通学生大游行，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热烈庆祝苏军攻克柏林”为标题作了报道。

欢呼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昭通。时逢暑假，昭通中学部分在校学生，在“秘密读书会”进步学生的带领下，连夜上街游行、书写标语口号，燃放鞭炮，锣鼓喧天。天刚亮，昭通街上就贴满了标语，群情振奋，万民欢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大街小巷彩旗飘舞，陡街、西街许多商店挂出字条，商品大减价，昭通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昭通版及时刊印出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号外，市民争先恐后传阅报刊。昭通城到处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庆祝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

“合法”斗争 揭露蒋帮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急于想在中国大陆打通陆路交通，于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短短几个月，湘、桂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军打到贵州独山，重庆、昆明震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束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昭通版全文转载《云南日报》发表题为《申论团结统一》社论，指出：“先要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才能实行团结统一。”接着又发表其他社论、专论，响应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报告》，并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昭通分社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利用“合法”手段痛揭国民党反动派的疮疤，反动势力也无可奈何。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内战，昭通版全文转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8月13日和16日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揭露蒋介石挑起内战的狰狞面目。昭通版副刊转载的《王小二掌灶》《话说西门庆》等故事，读者一看就明白是正面文章反面看，隐射蒋介石统治下的国统区一年不如一年，当今的西门庆就是孔祥熙。这两篇文章文笔活泼生动，意义深远，引人入胜，国民党既抓不到把柄，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就在10月3日云南政治形势剧变，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势力被蒋介石武装改组的情况下，昭通版仍然坚持报道了毛泽东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新闻。

昭通分社在省工委的领导和中共昭通中心县委的支持、帮助下，从1944年3月1日创刊到1945年10月13日被迫停刊，历经19个月零13天时间，共出592号。仅1944年9月1日至1945年8月31日，就撰写社论222篇，转载社论95篇，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报纸重庆《新华日报》，曾多次转载昭通版发表的社论要点。昭通版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在民众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滇东北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情况、了解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浴血抗战和解放区人民生活的窗口。同时，昭通版也为全国、全省人民搭建起了一座了解昭通、了解滇东北地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分离、反对独裁统治的桥梁，赢得了广大进步人士和大众的热爱和支持。

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 翟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