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的稻谷(外一篇)

 2022-09-27 11:13  来源:昭通新闻网

作者简介:阿苏越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期高级研修班学员,先后出版诗集5部,荣获2020年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十佳少数民族诗人”称号。曾在《诗歌报》《诗刊》《星星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发表过作品。《阿苏越尔诗选》获四川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诗评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银奖,组诗《我的疑问随风飘散》获得《民族文学》2018年度诗歌奖。


“有那么好笑吗?”我心里愤愤地想。

老师缓缓抬起撑在讲桌边沿的右手,向前扬了扬,示意大家保持安静。

“同学们,长大了你们想做什么?”一个看起来俗气的问题,当年在天真的稚子心里却如一块石子落入平静水面,激荡出一层层憧憬的涟漪,大家都踊跃回答。

“老师,我想当干部。”我答道。课堂上的欢笑由此而起,因为上一位同学也是这么回答的,可能觉得我有效颦之嫌吧。“老师,我没有哄人。我爸爸说了,当干部可以顿顿吃大米。”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的嘴角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看来我的补充不仅没有挽回颜面,还有“雪上加霜”的意思。我红了脸愣站着,直到后面急不可耐抢着要回答的同学站起来,我才悻悻坐下。

在山里,能吃上大米,确实是件大事。谚语说了,命好的细粮吃不完,命不好的粗粮省着吃。当时,细粮指的就是大米。

我居住的村里有几百亩稻田,对育苗、插秧、薅草、收割等环节我并不陌生,甚至会因稻谷的拔节、分蘖、扬花、灌浆而喜上眉梢。上了年纪的人说,过去这里并不见一分稻田,即使富甲一方的大户也不敢试种水稻。因为这里是二半山区,气温低是一方面,深层次的缘由是水稻像个娇滴滴的孩子,需要精心呵护,不适应山里彝人的耕作习性。所以,当公社的干部摘下头上的草帽,说要在坝子中央那一片平整的土地上试种水稻时,许多老人心里犯嘀咕。

说干就干,在水稻栽种时节到来之前,社员们引来了河水,挖出了田畦,挽起裤腿,栽插下了秧苗。母亲讲,第一年分稻谷时,村里甚至有从未尝过大米的社员,不知道怎么做了吃。即使到了今天,我还能想象到那一家子人第一次尝到香喷喷的米饭时,其乐融融的幸福场景。一家人都没有尝过一口米饭,这样的事情初闻未免骇异,细细梳理又觉得入情入理。自古以来,族人的粮食结构以燕麦、荞子为主,玉米和洋芋的传入是近几百年来的事,这从彝语名称借音而用的问题上就知端倪。稻谷的传入介于两者之间,虽有古话说“亲不隔疏,后不僭先”,玉米和洋芋还是因产量后来居上,稻谷则恪守着这一遗训,在彝人生活中的角色,一直都是本分和优雅的,是高居理想境界的农作物。

在彝族的典籍中,描绘了人居理想的乐土,其中就有稻谷的身影。那个地方“百草结稻穗,稻谷金灿灿。蒿枝结花椒,花椒红艳艳”,是一个“屋后有山好牧羊,屋前有坝好种稻”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见,稻谷在彝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检索过,在汉语里“香”字小篆字形,从黍从甘,“黍”其实就是稻谷,以此观之,稻谷甘甜美好的名声由来已久。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考古证明栽种历史已达数千年。毫无疑问,稻谷在彝族地区算得上是“外宾”。换一种说法,在彝人食物的大家庭中,燕麦、荞子之类算得上是“嫡出”,稻谷只能算是“庶出”,种植史只能追溯到玉米和洋芋到来之前。凉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很久以前,一条英勇的猎狗误闯外地,几经辗转回到家时,它伸出长长的舌头,摇着尾巴向主人报平安。主人惊喜地发现,狗尾巴上竟然有一束谷穗。一切宛若天赐,好奇的主人用这一穗稻谷撒种,收获了意外的惊喜,狗主人立即给这种神秘作物取了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车”——彝语的字面意思其实是“私奔”。或许,狗主人认为稻谷是未经许可、从外地“私奔”到彝族地区的。这个故事能够提供的信息量很少,至少知道稻谷是彝族地区的外来作物。为了铭感猎犬的恩泽,在栽种稻谷的沟坝地区,出现了以“尝新米”为主题的传统节日。

对于我的童年来讲,稻谷带来的节日不止“尝新米”节这一天。稻田引来了众多的蜻蜓上下翩飞,捕蜻蜓是其中一种乐趣,捉稻田里鼓噪的青蛙又是另一种乐趣。当人们收割了沉甸甸的稻穗,在拌桶内摔打出谷粒,稻秆被堆叠在场坝上时,小朋友们就会会聚起来,爬上秆垛再滑下来,也会在秆垛里藏猫猫。凡此种种,山村孩子的游戏总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

在没有开辟稻田的岁月里,山上的彝人需要稻秆时,会找山下的农户讨要捆扎好的稻秆,也有在赶场路上顺手拿一两把走的。在稻田里插满扎成一捆一捆的稻秆,不算稀罕。残留在田里的根茬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洞察一切却发不出任何威吓的吆喝。

回味无穷的故事,来之不易的大米饭——细碎的、软软的、糯糯的,从木勺舀入口腔的那一刹那起,它就唤醒了我们沉睡的味觉,调动了关于食物味道的新遐想。我的父亲深谙这些,为了让我时常能享用到他眼中不凡的大米饭,他不失时机地为我攀扯上了一门娃娃亲。对方的家位于沟坝地区的县城东面,后来因为我外出求学,这门亲事丢了。从那里经过时,我想,极有可能是坝子上那一片黄灿灿的稻田迷住了父亲,他才作出这样的抉择。

在新鲜感过去以后,村民们冷静下来才发现,稻谷的亩产量比玉米低三四百斤,在那个以吃饱为首要的年代,这一缺憾几乎是致命的。一码归一码,好吃替换不了饥饿。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不奢望有人来攻瑕指失。半饥半饱的状态,一直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终结。那时候我已读到了初中,寄宿在学校,在学校食堂享受着餐餐有米面的生活,除了偶尔断饭菜票这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是背诵过了的,感受到诗句沉甸甸的分量是在一次遭遇过后。

寄宿期间,我们吃的细粮都是用家里的粗粮置换来的。有一次,我断了饭票。星期天回家时,我已经给父母交代过,他们却迟迟没有背玉米交到区粮站,换票据送来给我。能借饭菜票的地方都借过了,听熟人说,母亲正在区粮站晒粮食,我急匆匆赶去。原来母亲已经来了两天,星期一就去交粮了,粮站负责验收粮食的管理员说玉米粒没有完全晒干,要在粮站的水泥地坪上晒两天。见我前去,母亲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玉米已经晒这么干了,还是通不过,不知道为啥这么刁难人!时间耗不起,再不通过的话,只有去找当干部的熟人来通融了。

夕阳西下,粮站管理员来查验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高个儿,脸上有麻子,好像晒不干的玉米粒,眼珠陷入眼眶很深。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我们母子,蹲下身,老练地抓起一把玉米在手心搓捏,又拈出几粒放进嘴里使劲咬,眼睛盯着地坪上金黄的玉米。见他半天不开腔,母亲着急起来,一边学着他将几粒玉米丢进嘴巴里咬给他听,一边说,再不收库的话孩子在学校就没饭吃了。他眼睛看着水泥地坪上的玉米,淡淡地说道:“拿来过秤吧!”

母亲唯一的妹妹嫁到了县城边的山坡上,那里的村民在山脚拥有一大片稻田。我从小来往于姨妈家,艳羡那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姨妈家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印象中,姨妈煮饭有一招,黄澄澄的玉米饭一般放在蒸笼的上层,下面是一层白花花的米饭。舀饭时,姨妈会将稻谷饭和玉米饭拌和。作为客人,我的白米饭会多一点。

住在二半山区的人家,日常主食是玉米馍和荞粑粑,无论是炭灰烤熟的,还是煮熟或蒸熟的,记忆中都是硬邦邦的。全家吃一顿白米饭,抑或一锅精心熬煮的白米稀饭,就是打牙祭。背着粗粮或别的山货翻山越岭赶到街上兜售掉,然后再去购买一点稻谷回家,完全可与购买水果糖回家的喜悦相提并论。我曾望眼欲穿地看着村子对面的山路,期盼着赶场的父母归来的身影。

去年九月,我受邀参加凉山彝族自治州普雄镇的“尝新米”节,开幕式上有人说,乡村要留得住人、守得住情、讲得出故事,我悄悄补充道,还要品得出味。紧接着,开展了参观游览、稻田艺术展、农民集市展销、民俗体验等活动。村民们兴致盎然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赋予满沟满谷金灿灿的稻穗以乡村振兴的新内涵。如今,吃大米已不再是奢靡的事情,从传统中衍生的“尝新米”节已经变成人们在丰收时的一次庆祝和纪念,俨然一张根植于稻田的农耕文化名片。

普雄镇是成昆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在彝族地区算得上是栽种稻谷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据说,这里还栽种有一种红色的稻谷,不知为何,后来被淘汰了。火车南来北往,如果在秋天经过的话,从飞驰的列车往外看,一块块稻田连缀成片,秋风一次次拂动金黄的稻浪。打开车窗,稻香扑鼻,细加品味的话,其中或许隐含着民族之味、历史之味、时代之味。


我的高考

“连阿苏家的大儿子都考不上的话,我们村就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阿苏家的大儿子,指的是我。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是村里的巴莫说的,他被尊奉为村里见多识广的人。作为全村第一个冒险经商的人,那些年,他借助村子周边清澈的溪水、颗粒饱满的玉米——当然,最关键的是借力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在村里破天荒地办了个酿酒厂,挣了钱、修了路,威信与日俱增。

一天,一户村民正在夯土建房,来帮忙的村民一大堆,巴莫当着他们的面,放出了这句“预言”。村里可供消遣的话题本来就稀少,这句话被迅速传开了。那时,我正在高考征途上奋斗,只有周末才能回一趟家。他的话传到了父亲耳里,父亲虽然有疑惑,但还是告诉了我。

“像人家说的,你真是厉害的话,就考个中央民族大学。”父亲喃喃自语,目光中仿佛辉映着遥远的未来。那个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工作,在像父亲这样的山里人的眼里,能够考上大学就会成为吃穿不愁的国家干部,至于考取带“中央”两字的大学更是觉得煊赫无比。虽说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是我的强项,但一想到数学和英语两门课,我不禁有点发怵,所以我只好扯开话题。

“高考结束后,可以给我买一条喇叭裤吗?”班上有两位来自成昆铁路沿线的同学,他们穿着喇叭裤,配上一双亮铮铮的尖头皮鞋,嘴里哼唱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煞是时髦,出现在哪里都会招引无数艳羡的目光。

“如果你只差一条裤子的话,我给你买就是。”看得出来,父亲并不想打击我的激情。那时,在乡下人看来,喇叭裤属于奇装异服。

兼任数学老师的班主任姓马,圆脸、瘦高个,做了手术不久,说话总是顿了又顿,有气无力。他没有因我的数学成绩糟糕而嫌弃我,相反,对我寄予厚望。他时不时称赞前几届一举成名的考生,说某某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某某还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他们都是清一色农村来的彝族学生,让我清楚大学的校门并非遥不可及。

高考在即,老师反复叮咛我们放下包袱,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扪心自问,落榜后回农村干农活的准备我真没有想过,想到烈日炎炎下在玉米地里种洋芋时,玉米叶子划拉在汗涔涔脸上的刺痛;想起背负一大筐重物下地、脚肚子打战找不到歇息时的无助,我就不顾一切,闷头看书。为了不浪费时间,我甚至会估摸着赶在食堂关闭前才合上课本去打饭。一位摆摊卖小菜的教师家属获悉我晚打饭的原因后,总会特意留一份油炒洋芋丁给我。

晚饭后,若是遇见晴天,我会走出学校大门,去相隔一条公路的白塔山麓复习。那里环境雅静,稀稀落落的考生散落在广阔的天地间,互不侵扰。六月的田野郁郁葱葱,薰莸无辨。一条蜿蜒的马车路顺山脚延伸,路上方是旱地,下方是稻田,人和牲口踩踏出的平整小径或向上或向下,仿佛道路新长出的枝丫。考试那几天,许多科目的最后一次复习我都在这里进行。为了表明背水而战的决心,我突发奇想,看完一张马上撕毁一张,那些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课本和复习资料化成了随风飘舞的落叶,内容镌刻在了我复习的征程上。

当时,高考志愿表的填报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前开展的,考生只能根据平时的表现预估高考成绩,然后比照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表上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招生简章里各大学那些五彩缤纷的简介和彩照铺展在眼前,每一个考生都显得心旌摇荡。倍感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当年的中央民族大学一改旧例,突然不招彝语专业生了。设置彝文专业是国家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的政策体现,多年来,彝族莘莘学子从中受益。设置彝文专业的大学并不多,居于数学和英语严重拖后腿的窘况,我在第二志愿填报了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填写了“愿意服从专业调配”。第三志愿,我填报的是铁道警察学院。

当年的考卷都是手工批改的,足足等了1个月,成绩才公布出来。乡村邮件丢失是常事,为保险起见,当时我填写的邮件地址是区政府营业部的一位亲戚家。从我家到区上,走路得花近1小时,中途要翻越一座山。估摸着时间,去了好几次都空手而归。拿到通知那一天,在翻越垭口的途中,陪伴我前往的伙伴瞪大眼睛,朝水塘那边努努嘴,胸有成竹地说:“你看,喜鹊都落在那边喝水了,好消息这次肯定到了。”

我的高考总成绩是334分,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考生的政策照顾分,被录取应该没有问题。来之不易的成绩完全依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的考分加起来不到20分。算下来,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平均分在80分上下。

成绩已经拿到,我心中有数,接下来的等待变得甜滋滋的。

晴朗的一天,太阳刚刚爬上山头,我家来了警察。微微发胖的身子,个子不算高,宽额方脸。他独自翻山越岭而来,一路打听才找到我家,身后跟着几个小孩,好奇地张望着。小孩们或许以为我惹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引得警察上门来了。闻讯而来的人渐渐增多,我家逐渐热闹起来。

警察自称来自普雄铁路派出所,他接到铁道警察学院的电话,要对拟录取考生进行现场面试。我父亲骄傲地把我指给他看,对方很认真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的喇叭裤上滞留了一会儿。我心想,因为这个落选就糟了。我吓得赶紧收脚。

在场的亲朋皆大欢喜,父亲叫弟弟去买一头猪宰了来招待报喜的警察。弟弟不声不响就出门了,等了好久都不见他买猪回来。父亲着急了,派人去找。

原来,弟弟根本没有去买猪,而是心事重重地躺在一棵核桃树下。“你为啥这样呢?”父亲生气地问。弟弟闷闷不乐地说:“你让你大儿子去工作了,想留我一个人在家里伺候你们,我肯定不乐意。”这些话都是瞒住我的。弟弟初中退学在家已经两三年了,我记得,当年是他主动提出不读书的。后来,父亲又送他去读书。有了方向和动力的人会加倍用功,补习一年后,弟弟得偿所愿考取了现在的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那时,在山里人的眼中,当个穿着制服、别着手枪的警察是很有面子的,连小孩都觉得,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矮一截,我自己也觉得拿枪杆子可以显摆显摆。

马老师听警察来家里面试的事后,没有庆贺,反而极力劝阻我,说作为少数民族考生,这个分数进入第二志愿录取应该是绰绰有余,读第三志愿的警察学校实在划不来。经他一点拨,我开始从穿制服的迷思中悔悟,急忙搭夜晚的火车赶到普雄铁路派出所,可惜没有找到给我面试的警察,便在火车道旁的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我把不愿读警校的事告诉了派出所值班警察。

高考录取理当是按照志愿逐批次进行的,中专的警察学校捷足先登,我至今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父母知道我谢绝了铁道警察学院面试的美意,大为错愕。没过几天,西南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马老师一番开心之余,慨叹被彝文专业录取美中不足。读高中的时候,我写作的爱好就有所表现,马老师认为我要实现当作家的夙愿,须得汉语言文学专业才对口。左思右想后,他想到了时任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的朋友,忐忑着说“不知道他现在还买不买账”,帮我写了一封字迹娟秀的推荐信,说我有写作爱好,请学院允许我转到对口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

没想到,大学的班主任也姓马。推荐信被我揣在身上,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报到入住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一时不知到哪里呈递推荐信。有一天,马老师组织新生在西门大扫除,扫着扫着,不知怎的,我就将推荐信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停下手中的活计,慨然承诺帮我呈递,拿着信件就走了。

几天后,从发下来的课程表看,我在的彝文专业班所学内容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差无几。可能是因为我安于现状不再过问的缘故,高中班主任的一片好意最终不了了之。

大学班主任似乎提到过新生们的高考成绩,我的总成绩在全班好像名列第三。我把这个消息,连同穿着喇叭裤在学院图书馆门前拍的照片一起寄给家人看。令人费解的是,高考结束10多年后,我仍然会反复梦见高考的场景。在梦中,我总担心时间不够,试卷上的字使眼睛感到昏眩,我努力睁大眼睛极力辨识,蓦然醒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作者:阿苏越尔

审核:莫娟   责任编辑:张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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