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昭通党组织的革命实践和经验(上) 翟昭明

 读新闻 2021-01-29 17:03  来源:昭通新闻网

昭通地下党支部活动地——昭阳区石头塘大庙费炳家

中共昭通地方组织自1928年1月建立,到1950年3月昭通解放,走过了22年的革命历程。22年间,由于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党组织的活动基本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只能以特殊的方式进行革命、开展斗争。22 年来,中共昭通地方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大致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昭通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几个阶段,不仅深受红军长征过昭通和全国、全省革命运动的影响,也经历了远离党中央、省委的困难。在艰难曲折而又可歌可泣的革命进程中,中共昭通地方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局的方针政策指示,在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桂黔边工委和中共滇东北地委领导下,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中共昭通地方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昭通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是一部昭通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19 世纪末,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留学日本的一批革命志士,包括昭通籍的张开儒、李燮阳、赵端、曾鲁光、陇高耀、陇高显等人,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特别是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同盟会。这批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先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或领导力量,他们为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谱写了一曲曲争取自由解放的悲壮乐章。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没有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情况下,这些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仍然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深渊。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上了”。

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7 月诞生以后,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集中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根本要求的革命主张,勇敢地担当起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重任,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之不惜流血牺牲地顽强奋斗,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昭通各族人民平等团结的理想第一次成为现实,对饱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昭通各族人民来说,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一直是最迫切的要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忘我奋斗的实践中,诚心诚意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昭通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昭通各族人民历史性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族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快速发展的强大力量。

二、昭通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昭通地方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云南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经历了漫长、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列主义开始传入昭通。进步教师戴仁甫介绍学生阅读《新青年》《新潮》《剩余价值学说》等书刊。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激发了昭通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成立了以赵师孝为会长的学生联合会,领导昭通全县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演活报剧、清查日货、用斧头砸烂英美烟草公司招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昭通进步青年学生,踏上了外出求学、寻找真理的革命道路,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从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活动。罗炳辉、刘平楷、李国柱、梁元斌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的革命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昭通全区革命思潮的传播。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革命遭到局部的严重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从公开转入秘密,白色恐怖遍及全国各地。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斗争方针,决定举行秋收起义。

由于远离党中央,得不到党中央指示,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未得到八七会议精神的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在云南国民党左派党部及团体被查封,云南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所吓到。他们利用地方军阀内部争权夺利进入白热化、形成三个国民党党部、在其处于一个“权力真空”的特殊时期的情况下,果断地放手发动群众,联合社会各界,组织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取得驱逐蒋介石委派的国民党中央驻滇特使代表李宗黄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在云南策动的清党反共、镇压云南革命的计划破产。

省临委在组织发动学生运动的同时,加强了对全省党的领导,不失时机地在各地发展党员、创建组织,昭通成了省临委重点创建基层党组织的地区。

1928年1月,省临委派“新昭通努力团”的中共党员、昆明市双塔中学学生胡光和(后叛变),趁寒假回家乡昭通发展党员,建立了昭通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昭通支部,有党员查宗藩(后叛党)、费炳、彭寿熙(后脱党)、黄际春(后脱党)4人。党组织工作由查宗藩负责,直属省临委领导,联络地点在费炳家。党支部认为紧迫的工作一是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二是搞好学生运动扩大影响。八七会议后,省临委用密信将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和省临委《通告》传到昭通。10 月,省临委派王启瑞为东昭特派员,负责巡视指导东川、昭通党的工作。12月,省临委再派党员浦光宗到昭通传达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昭通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调整了工作思路,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成立农民联合会,建立了农村工作据点,发展会员300余人,使农民运动在昭通得到蓬勃发展。

1928年夏秋,中共川南特委把党员身份暴露的李汉儒(李杰夫)转移到盐津县,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的烟亩捐及其他苛捐杂税。省临委派党员赵思孝回家乡盐津县开展工作,赵思孝途经昭通时,与昭通的4名党员秘密座谈,介绍昆明和全国的革命形势,指出目前党的工作重点,并给昭通党支部带来《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论文集》《响导》等一些革命书刊。在盐津,赵思孝首先介绍小学教师马冰清加入共青团,马冰清又介绍王作霖(女)、赵仁寿(女)、马华英(女)入团。在赵师孝帮助下建立了共青团盐津支部,马冰清任书记,马华英任组织委员,王作霖任宣传委员。这是昭通历史上第一个共青团组织。

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发展的同时,昭通武装斗争也蓬勃开展。1928年6月,中共珙县特支建立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后,中共党员王泽嘉团长率数百人的武装,活动在川滇黔边的四川南部和滇东北威信、镇雄、彝良县的广大地区。1932年,昭通盐津、彝良县的杨伟贤、王兴书参加了中共东川(会泽)特支成立的“云南救贫义勇军”,分别担任第四路和五路军司令,奉命在滇东北发动群众,打富济贫,建立武装,组织暴动,转战于彝良、镇雄、盐津等县和川滇黔边区。

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委的党、团机关遭受严重破坏,昭通和盐津党、团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组织活动停止。

1935年2月至 1936年3月,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3次进人昭通的威信、镇雄、彝良、巧家4县的24个区196个乡268个村寨,对昭通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红军所到之处,均向人民群众讲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土豪,惩恶霸,开仓济贫。红军严明的纪律深受昭通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戴,不少劳苦大众不顾生命危险,热情接待红军、给红军带路、帮红军渡河、为红军提供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在威信扎西,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3000多人。红九军团在扎西大河滩召开的一次扩红动员大会上,涌现了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场面,当场报名参加红军的就有晋绍武等20多人。小坝的肖发文背柴到扎西街去卖,听了宣传,放下背架子就跟着红军走了。就连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滇军文职官员叶天荣也投奔了红军。红军留下的革命火种——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随即成立了红军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母享游击队、大湾子游击队,任命威信县的共产党员殷禄才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支队长,共产党员、红军干部陈华久为支队政委。红军纵队和云南游击支队依靠各族群众,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滇东北特区委和特区,发展8个基层党支部和14个乡的人民委员会,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开辟了川滇黔边区近30个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昭通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热潮。1938年,在中共党员李子坚(李希伯)、任灿光及进步知识分子吕耘艺等影响和组织下,昭通、巧家、彝良、盐津、绥江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学生们出壁报,街头演出抗日救亡活报剧和演唱抗日歌曲,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各族各界的支持下,发动募捐,积极筹款、筹粮、筹集兵员,购买国债,支援抗战。1938年春,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昭通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女干部李桂洪(李桂英)、阚思颖(甘棠)获释,分别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

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基础上,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开始着手恢复昭通党组织。1939年9月,长期隐蔽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的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费炳受省工委委派,以“合法”身份到昭通招收学生,经过考察,先后秘密介绍吕耘艺、李立昆、李德仁入党,并接上失去联系的党员王飞鹏(王正昌)、马冰清的党组织关系,恢复重建了中共昭通地方组织。之后,昭通党组织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转为中共党员),团结进步师生,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四川屏山县委派党员曾安金到绥江,建立中共绥江中学支部。1940年8月,省工委派党员李洪久(李先畴)到巧家,建立中共崇仁中学支部。1943年10月后,省工委先后派党员方在光、陈季伯、罗文贤到彝良、镇雄、威信3县接合部彝良牛街积极筹建党组织。

恢复重建的中共昭通地方组织,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组织发动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党团组织。1939年,昭通举行讨伐汪精卫叛国投敌大会,名为讨汪,实际上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分裂、倒退路线的讨伐。

抗日战争时期,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更名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支队”,继续坚持活动。500余人的武装,除经常保持100余精干队员外,其余人员平时寓兵于农,分散生产,战时化农为兵,打击敌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昭通地方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党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主要是搞好“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工作,先后疏散上级党组织安排已经暴露身份的10余名党员到昭通、大关、巧家、盐津、镇雄、彝良牛街隐蔽,以保存革命力量,秘密开展斗争。省工委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秘密派中共党员打入云南日报社在昭通创办的《云南日报昭通版》,占领舆论阵地,团结教育群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昭通人民欢欣鼓舞,欢庆胜利。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发动和依靠各族人民,发展党员,壮大队伍。12月,昆明爆发“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残酷镇压,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响应省学联号召,立即组织发动各校师生,召开声援大会,为死难烈士举行吊唁活动和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以和平谈判为掩护、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同时,对国民党航空特务第7团进驻昭通学校,妄图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6年1月,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到昭通,指出声援“一二·一”运动要坚持下去,但不能像昆明搞得那么大,防止敌人的打击。昭通党组织还通过民主人士,做通驻扎昭通的国民党暂编24师师长龙绳祖的思想工作,促使其拒绝蒋介石的命令,没有将部队开往内战前线,而是自行解散。

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完成内战部署、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时,昭通地方党组织根据省工委有关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派遣党员干部深入永善县莲峰井底、巧家县蒙姑、彝良县牛街以及盐津、大关等县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组织农民武装,等待时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以牵制敌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1947年至1948年,省工委先后从昭通和巧家蒙姑等调派一批党员干部到云南宣威、陆良等地,参加已经公开发动起来的武装斗争。

为加强对滇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1948年12月,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滇东北地委,统一领导滇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949年1月,滇东北地委根据省工委决定,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第四、第六大队为基础,组建滇东北游击主力支队。为纪念在滇东北宣威和滇东南师宗牺牲的昭通籍边纵干部蒋永尊和傅发焜烈士,将滇东北游击主力支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支队从陆良龙海北上扩军,开辟了滇东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为进一步打开滇东北武装斗争新局面,永焜支队与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作出进攻昭通城的行动方案报省工委,但因省工委不同意而作罢。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的形势下,滇东北的革命形势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巧家、昭通、永绥、盐大等县委(县工委),永焜支队从数百人发展至数千人,在鲁甸、永善、绥江、盐津、大关、威宁等县组建了游击队(团),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摧毁了部分地方反动势力。在滇东北宣威、会泽、沾益三县和巧家、鲁甸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进驻昭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3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15军43师进驻昭通城,标志昭通和平解放。从此,昭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三、昭通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和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大致经历了创建、重建、发展三个阶段。1928年至1930年为创建阶段,1930年至1939年为逐步恢复重建阶段,1939年至1950年为逐步发展壮大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积蓄力量,到解放战争后期,昭通党组织、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都得到空前发展,党支部由1个发展到解放时的约20个,共产党员由建立时的4人发展到240余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有“民主青年同盟”和“青年互助协会”,有成员140人,“农民翻身会”有会员2500余人。

(一)昭通党组织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

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在各个历史阶段,虽然因其任务的不同有其不同的特点,但都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

首先,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帮助党员从思想上入党,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1928年1月昭通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要求党员“提高政治教育,开展政治讨论”“扫除小资产阶级意气纠纷”,强调要加强“经常性的教育训练工作”。为此,党组织在昭通县望海楼、石头塘费炳家等地多次举办党员、进步学生、农民积极分子学习培训,组织党员和革命骨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中央、省工委的决议指示。

1939年,中共昭通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后,接受了早期组织内部有意志薄弱党员脱党、甚至叛变的教训,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非常审慎地发展党员,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其间,不少党员秘密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群机关,以“白皮红心”的形式,开展党的工作,如党员王飞鹏、马冰清等打入国民党的军队、群团。有的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如党员李德仁、傅发焜等。国民党昭通地方当局从来没有放松对革命者的搜捕,但在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和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民主人士、统战人士的保护下,多次化险为夷,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书记李德仁、党员陆宗棠等都得到及时转移,避免了损失。

1945年8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工委“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作战,牵制敌军”的指示,中共昭通地方组织选派党员干部深入边远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游击武装,壮大党的队伍,特别是中共滇东北地委成立后,昭通党的建设、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

昭通地方党组织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严格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文件,对党员坚持不懈地进行宗旨、理想、信念和革命气节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摒弃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员的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党员成为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党组织成了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

(二)昭通党组织把武装斗争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大致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1928年6月,四川的中共珙县特支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建立“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中共党员王泽嘉任团长,参与南溪暴动的袁敦厚负责政治工作。独立团与几支游击队合并后,改名为“四路红军游击队”,有数百名武装人员,活动在川滇黔边的四川南部和云南的威信、镇雄、彝良县等广大地区,依靠贫苦穷人,发展队伍,夺取乡镇民团枪支,收编绿林武装,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直至1932年春夏,游击队遭到国民党边防部队和地霸武装的残酷围剿而失利。云南昭通盐津、彝良县的杨伟贤、王兴书,1932年参加中共东川(会泽)特支成立的“云南救贫义勇军”,分别任第四路和第五路军司令,奉命在滇东北发动群众、打富济贫、建立武装、组织暴动,转战于彝良、盐津、镇雄、威信等县和川滇黔边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于1935年分别在四川合江、云南彝良发动武装暴动时牺牲。

1935年2月至 1936年3月,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三次进入昭通的威信、镇雄、彝良、巧家四县。1935年2月5日到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在威信县召开了扎西会议,会上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通过张闻天受遵义会议指定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给中央苏区、二六军团作出指示,总结了土城战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变中央红军原定北渡长江计划,对部队进行缩编、轻装、扩红,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从红军总部和野战军中选拔抽调红军指战员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作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为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率领下,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从巧家树桔(今东川辖区)和巧家蒙姑小河口渡口巧渡金沙江,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3月,转战于湘鄂黔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二、红六军团,在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的率领下,完成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后,长征到达昭通彝良、镇雄两县,三进三出彝良奎香12天,在云南彝良、镇雄、宣威和贵州赫章、威宁指挥了回旋千里历时23天的乌蒙回旋战,成功调敌西去,疲惫敌人,诱敌北进,寻机向南,并跳出敌人包围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主要是红军留下的革命火种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支队,在川滇黔边区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要求,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1946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向南方局汇报了在云南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获得批准。1947年,省工委分别派蒋永尊、李长猛、李德仁到昭通传达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派一批党员到农村发动群众,加快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48年春,省工委又分别派傅发焜、李德仁到昭通传达“解放军已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局势很快急转直下,蒋管区的党组织要继续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提出加速武装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即可由低级的抗兵、抗粮、抗税的斗争形式,发展到高级的武装斗争形式。会泽特支和昭通特支根据省工委的部署,先后派大批党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49年8月,根据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决定和边纵部署,永焜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合编为边纵6支队,为开辟牛栏江以北新区、策应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好迎军准备,滇东北地委和6支队党委抽调6支队26团3营、32团7连和2连一部,以及巧家包谷垴游击大队、昭鲁边游击队共700余人,以6支队32团番号向鲁甸县进军,一度进占鲁甸县城,并将昭鲁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40余人编入32团。到1949年底,昭通的革命武装有:边纵暂编32团、威宁游击团、巧家游击大队、永绥大边游击队、盐大游击队,总人数达4200余人。此外,在昭通、巧家、镇雄、彝良等地的地方党组织,还掌握了一些秘密革命武装。

事实证明,面对强大的敌人,开展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放弃武装斗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作者供职于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

(昭通日报社通讯员 翟昭明/文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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