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文苑丨敢说话的先生

回忆是人生的再次修行。初识长铭先生，是四十余年前的事。我上初中，没啥爱好，就喜欢读书，拿到啥就读啥。每次从乡下进城，待在书店的时间最多。书店是历经苦难时的天堂，是长途跋涉后的梦乡。那次，在元宝山旁边的小书店里，我买到中短篇小说集《驿道》，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薄薄的，开本不大，封面也很朴素，看完方觉厚重。初识几个汉字的我，惊讶于先生的语言与气韵，惊讶于作品中人物的韧性与独特，更惊讶于课本之外文学作品的鲜活生动。看勒口上的简介，知先生是昭通人，更是佩服得不得了——昭通居然有这样的作家！后来，参加地区作家协会组织的文学活动，便有幸见到先生。其满脸古铜，皱纹纵横，目光如钉，言辞汪洋。那种品性，只有经过江河的磨砺和风霜的摧残才能拥有；那种言谈，诙谐幽默，出口成章，多有哲理，非饱学之士所不能。他在巧家县工作，兼任昭通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是昭通文学早期的开拓者之一。早在那个时候，先生就声名鹊起，成绩斐然。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作家和作品都是上品，只要有好作品出来，众人便争相传阅，敬佩有加。各级部门对文字工作者也算重视，有的作者，仅凭内刊、小报上发表的一两篇豆腐块文章，便可调动工作甚至变动职务，以此改变命运。那时我是山区小学的老师，在昭通地区文联主办的刊物《南高原》上发了小说《山雨》，写的是山区教师的生存窘境。先生居然读过，见到我便说：“文笔不错，但开头松弛了，像是散文。到了后半部分，渐入佳境，才像是小说。”

创作之初，那是最好的忠告。没有转弯抹角，没有旁敲侧击，没有言不由衷的虚伪。一针见血，是真老师，真性情。

再见长铭先生，机会甚多。先生气场强大，只要在场，大家都会团团围坐，四下里笑声爽朗。先生深吸一口烟，眉毛一扬，目光灼灼。其机智的语言，有插科打诨的随意，有深谙世事的深远，有明辨是非的警醒，有拿捏稳准的果断。以至于有人敬他爱他，也有人怕他躲他。躲他怕他的人，只要被他盯上，连还嘴的机会和勇气都没有，便如坐针毡，恨不得掘地三尺躲藏起来。但喜欢他的人多，敬仰他的人不少。每有提及，众人便肃然起敬，以为典范。那时的昭通文学界就是这样，有想法，敢较真，敢说话，敢写作，大家都喜欢唱《爱拼才会赢》，为写好一篇文章、上一个刊物、获一个奖励，愿意出汗、流泪，甚至受各种挫折、委屈。失败、失落、失望，再在暗夜点亮一把火，在荒原上披荆斩棘，在沼泽地里九死一生，文学之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当然，敢说，能说，铜口铁牙，锋利如刀，长铭先生居首。

2007年秋，市直某群团组织换届，长铭先生亲赴昭通，名家云集，盛况少有，甚是欣慰。席间，先生大谈《乌蒙山》的好，认为从封面、内容、编辑方式，体现出了主编境界的高远和可贵的文学素养。“有前途，好好干，希望就在你们身上！”长铭先生说。同时，他给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的淡墨先生（原名陈朝慧，巧家人）打电话，讲我不俗的眼光，讲《乌蒙山》的品质。“朝慧，你一定要给吕翼稿子，《乌蒙山》是昭通甚至是云南最好的刊物，在《乌蒙山》发表作品不会丢你的脸。”受先生谬赞，我内心惶恐。不久，《乌蒙山》头条刊登了淡墨先生三万余字的散文，占了杂志的一半。淡墨先生也非常高兴，说是所有刊物中，发表最长稿子的，是我创办的《乌蒙山》。《乌蒙山》是昭阳区文联的内部文学刊物，2005年初，由我和两位同事创办，刊名是贾平凹先生到昭通参加研讨会时所题。此后，我曾编发过长铭先生的《龙卢秘史》，该文洋洋洒洒十余万字，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云南王龙云、卢汉从成长到落寞期间鲜为人知的事件，读者甚是喜爱。那样思想深邃的作品，那种驾轻就熟的功力，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前昭通风云激荡的过往的把握，在我们这小地方，恐怕只有长铭先生能及。那次席间，他的充分肯定和表扬，意义非常，产生了非常特殊的效果。于我，刻骨铭心。

长铭先生早年著述颇丰。除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作品有《驿道》《巧家县志》《昭通风物志》《百年风流——咱们昭通人》《昭通史话》《无为斋笔记》《底层的事》……这些和他经历的苦难有关，也和他刻苦自学和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分不开。先生出生于战乱时期，早年从昭通至巧家，在那里落地生根。情之所钟，命之所系，卫校毕业后，他上山下乡，在那块土地上从事着救死扶伤的工作。在迷乱的局势中，他被押送到乡下游斗，经历过八次万人大会的批斗，经历了非人的生活。他说自己是“如草籽、如落叶一样飘落到这片土地上……”那些都是他创作的富矿，都是他成长的重要阶梯，以至于他自不惑之年始，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佳作迭出，在省内影响不小。

时运迷乱，运势多舛，辗转于若干部门后，我被调到媒体部门工作。2020年，因写作反映白鹤滩电站移民安置区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到了巧家县。先生满头白发，但英俊不减当年，豪爽依然还在。一起晚餐时，兴之所至，先生居然也举起酒杯，说就意思一下。但到席散，不知不觉间，也有小小三杯。有酒在，就有气场，人间的欢乐，在那一刻得到了张扬。借了酒兴，他讲白鹤滩的过往，讲自己的过往，讲从未放弃的文学梦想。那些故事惊心动魄，闻所未闻，令人叹息。真是：“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原来，站远些、站高些、靠后些才是为人之道，才是为文之道。先生历经若干苦难，九死而后生，晚年有此幸运，乃胸怀、情怀所至。谈及文学，先生耿耿于怀：“巧家是块神奇、复杂的地方，应该出《白鹿原》那样，甚至比《白鹿原》更好的长篇小说……”最近，孙儿出世，茁壮而聪慧，先生最为开心：“含饴弄孙，我也不想那么多，多在家带孙子，满足了。”我买了一个会说话的地球仪，让他代转其孙子，并要帮助他在手机里下载使用App，他连忙摆手。第二天他去了县文联，请姚国剑教他使用。姚国剑是巧家县文联主席，书画家，文史专家，与他过往甚密，情深意厚。此后又见过先生几次，每每别离，互相握手，不愿松开。虽然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气宇轩昂，但毕竟时光不再，见一面便会少一面，吃一顿便会少一顿。

是夜，昭通秋风肃杀，暴雨倾盆，长铭先生离世之噩耗在微信群迅速传开。我有些不信，将熟人的朋友圈翻了几遍。这消息不止一个人在发，悼念的文字比夜色更重。伸手不见五指的天空中，又一颗星星坠落。我拿着手机，在里面找到长铭先生的号码，手颤抖了许久，终于放下。“所有的名利，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只有仁义和品行会存在更久。”这是长铭先生不久前说过的。如此心得，经历所成，好经验，大智慧，发自肺腑，重若千钧。

在昭通这块土地上，在金沙江右岸，在白鹤滩，先生长铭。我不会忘记，我想，更多的人都会记住。

作者：吕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