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白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二)

 读新闻 2020-07-20 15:43  来源:昭通日报

白描 : 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书法家、玉文化学者。1952年生于陕西泾阳。曾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延河》文学月刊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艺术专业委员会会长,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苍凉青春》《人兽》《恩怨》《荒原情链》《秘境》《天下第一渠》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人·狗·石头》等散文集,《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大型图文集,《论路遥的小说创作》《作家素质论》等文学论著,以及书法作品集《课石山房墨存》。文学作品曾荣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艺奖等全国和地方以及刊物奖。

四、与天地的生死对话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一踏上厚厚的黄土地,我心里徒然涌出一阵滚烫的感觉。这是我的故乡,我的老家距机场不过二十公里,我生于斯,长于斯,人生的梦想孕育于斯,起飞于斯,这里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长眠着我的不知所始、不知所名、不知所踪的辈辈祖先,我的血脉是从这片土地深处汩汩流淌到我的身上的,我的生命的脐带是从这片土地上剪断的,今天我回来了,赶在清明节前回来,为的就是祭祖拜宗,了却久埋于怀的一桩心愿——为父母、两位伯父两位伯母、祖父祖母以及曾祖父曾祖母扫墓并立碑。

我先回到西安,二姐一家在城里,想先见见他们,一块吃顿家宴,如果时机适宜,就把外甥单独约出来,把病情告知他。外甥王毅理智聪颖,处事缜密严谨,我得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便于以后迫不得已时用适当的方式告诉他的母亲,免得届时情急慌乱,不知所措。但这次家宴的气氛太好了,姐姐见到我很高兴,王毅两口,外甥女王华,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好朋友作家申晓两口子,热热闹闹凑了一大桌,家长里短,谈天说地,轻松而又愉快。姐姐和王毅王华知道我戒了酒,满心欢喜,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对身体肯定有好处,如此一番情景,让我改变了主意,患病的事,连王毅也不能告诉了——何必让他早早也陷入担惊受怕之中?

为祖坟立碑的事,早已和老家的堂兄堂弟商量好,由我出钱,他们出力。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碑已立了起来,修了墓园,筑了围墙,栽植了若干柏树,家族的亲戚也已通知,还请了乐人。先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泾阳白家村,晚上与堂兄堂弟小聚,把第二天的事商量了一遍。知道他们爱喝高度酒,我提前准备了两瓶“金门高粱”,但见我一口不喝,他们只干了一瓶便作罢。

家里的老宅在我出来工作后,就给了大姐,外甥媳妇为我收拾了床铺,打来洗脚水,我却想出去走走。外甥光辉要陪,被我谢绝。我独自一人漫无目地踱到村巷里,由村巷再到村外,沿着一条水渠,一路走下去。

村子和村子周边已经不是早年的记忆,过去的水渠是土渠,渠岸上长满了灯芯草、甜甜草、爬地龙、车前草,还有一种折断会流出白色汁液的篷枝,家乡人叫它毒蜘蛛,有毒,那汁液沾到手上手就会肿起来。现在这些茂盛的野草不见踪影,土渠岸变成了水泥预制块砌成的渠岸,光秃秃,窄窄的,了无生气。我想起小时曾经在这里给牛羊割草的情景,一次割破了手指,把血抹在柳树上,小伙伴告诉我,柳树沾了人血,会变成女妖,以后就会缠着你,夜里会去敲家里的门,走路会跟在你的屁股后边,我被吓得发抖,以后很多日子睡觉蒙头,走路常回头朝后看。村子东北角有户独庄独院,主人我叫张老伯,信佛,家里常年供奉着香案,紫烟缭绕中,梨呀桃呀摆了几盘子,我和几个小伙伴早就馋那诱人的吃物,一天趁张老伯不注意,踅进他家香堂,拿了桃梨正要开溜,却被张老伯发现,老人家气得浑身哆嗦,呵斥道:“那是供佛的,你们这伙崽娃子也敢吃?”吓得我们放下手中东西撒腿就跑。如今,张老伯早已作古,独庄子不知何年何月已被拆掉,矗立在那里的是一家面粉厂的高楼。四周很静,这种安静是我熟悉的,童年家乡的夜晚就是这样静谧平和。还有月亮,不知阴历今天是几号,一弯下弦月挂在西天,那是我幼时常常遥望的月亮,勾起过我多少幻想,它没有变,还是老模样,还是那么亲切又神秘。

月色像水,夜色像水,我的思绪也像水,从光屁股记事时候开始,漫流过五十多年的岁月,渗透进往事的角落。就在前边那片蔬菜大棚的地方,我在早年茂密的玉米地里剜过野小蒜,顺便在兜里装一支钻了眼的竹管逮蛐蛐,一次有了意外发现——地里长着一株甜瓜,甜瓜已经核桃那般大小,我好高兴,决定严守秘密,谁也不告诉。此后每天都悄悄去看,眼见着它一天天长大、变样,瓜上茸茸的像霜一样的皮色褪去,已经透出光鲜的颜色,便想着应该给它施肥了。我扒下裤子,对着瓜秧根尿了一泡,又拉了一泡,再折来苘麻叶,盖住甜瓜,免得被人发现。在它长到就像我的拳头大小时,有几次想摘下,它实在太吊人胃口了,但都按下了自己的冲动,它还没有成熟,味道一定是苦的,它还在生长,再过一阵子,它将会变得又大又甜,那时候再来品尝它,多么有滋有味!谁知有一天,我再去看时,甜瓜没有了,被人摘了,灌溉不久的地上留有一个大人的脚印,那人摘瓜时野蛮粗暴,连瓜蔓都扯断了。我伤心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捡根硬枝咬牙切齿地在脚印上写了三个字:狗狗狗!前边再远一点的地方,过去有一条积水沟,淤泥黢黑,水草蔓生,水里有泥鳅、小鱼、小虾,我们一帮野小子在割草笼的笼鋬上拴上裤带,顺着渠沟拉扯,捕捞那些活物,记得一次把捕捞到的小鱼带回家,悄悄倒进厨房水缸里养,父亲地里干活回来,舀起一瓢凉水就喝,差点把小鱼灌进肚子。旁边的田地里我割过麦子,麦子捆成梱,夜里怕人偷,生产队派我睡在地里看守,那时我正患夜盲症,夹着凉席直直撞到井架上,差点栽进机井里。靠近邻村砖厂那片土地,是我二十一岁逃离故乡的最后见证,我已经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跳出农村的梦想已经变作现实,最后一次在生产队劳动,给玉米施肥,就是在那片地里。女劳力把村里人家打掉的老墙土老炕土拉到地头,精壮劳力挑土筐再运送到地里,一株一株给玉米拥肥,记得我穿着背心,在又高又深的玉米地里钻出钻进,脸上、胳膊上、脖颈上被玉米叶子划拉出道道血痕,但心里无比轻松畅快。再不要重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了,这是田间苦汗的最后一次流淌,留在身上的是幸福的伤痕,快意的伤痕,如同在告别祖辈宿命的文书上留下的戳记,也如同飞向一个全新大世界的祝福的披红。

现在我回来了,带伤回来,出走的伤与归来的伤截然不同,这伤太深,太蛮横,太绝情,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是自己的心声,它借助默然的外形喃喃自语或者与某种客体交流,寂静是天语。是的,天有声音,地有声音,那声音不光是风吼雷鸣、山呼海啸,还有另外一种语言,静默的语言,这语言能和你的心灵对话,仅凭耳朵会失聪的。

在这个晚上,在故乡的渠岸和田埂上,我许久仰望天空,又环顾大地,我的心声在和天地对话。

我说:人都是要回家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最终都要回到那个“无”上去,可这样回家,我不愿意,地下的父母也不答应,难道真是天意要和我过不去?

天说:命运就像抽签,你抽了一支下下签,谁都不怪,只是偶然,偶然是变数,必然是常数,变数来了,就顺着它走吧,走到一个永恒的常数中去。

地说:我给了你多少馈赠,给了你多少体验,给了你多少记忆?现在你把它们交回,不是丢失,不是毁灭,只是奉还而已,你不是输家,这只是一个平手,淡定从容地看待一切吧,你终归曾经得到过。

我问:心有不甘怎么办?我还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天回答:实现了的就实现了,没有实现的就随它去,就像天上的云,任凭风儿把它刮到哪儿就是哪儿,何必设定目标?和自己较劲过不去的人,我只有叹息悲悯,没有办法帮助。

地说:大地上花儿娇艳,瓜果满枝,一场风霜冰雹就会让它们凋敝零落。地上有鼠兔,天上有老鹰;空中有飞虫,前面有蛛网;你们不是爱玩一种游戏么——老虎吃鸡,棒打老虎,虫蛀棒子,鸡吃虫子,一物降一物,这是规律,有消亡才会有生生不息。

我抗辩:我要扛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不是轻飘飘的云彩,我也不是鼠兔飞虫,为何对我如此残忍?

天和地同时说:万物平等,无论一颗星星,还是一株小草,都有存在的意义,存在只是一个过程,死亡迟早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死亡是对生命的终极阐述,并不可怕,完全可以用从容坦然的姿态来对待。

我问:抛开肉体,还有灵魂呢,灵魂怎么安妥?

天地赞赏地说:问到点子上了,这才是最要紧的,灵魂的安妥不是最后时刻完成的,而决定于平素建立的精神坐标,灵魂宫殿的宏阔宽广取决于精神的高度,与生命长度无关,修炼你的精神吧,即使你倒了,你去了,你僵了,你朽了,灵魂仍能够浪漫鲜活地升华飞扬。

…………

这些寂静中的对话,是天启,是地示,我希望我能接受,但心中还是怅怅不能释然。我达不到那样的境界。

第二天立碑扫墓。亲戚来了不少,碑早已立起,红绸裹着,说是清明立碑,其实是在这个祭奠的节日,揭开红绸,让碑石敞亮于世。家乡祭祖仪式因时间界限而划分为不同性质,丧后三年内是白事,一过三年,就成红事了,给远逝的宗亲立碑,更是喜事。乐人欢快地吹吹打打,引领着亲属队伍来到墓地,炮仗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先是揭去碑上的红绸,依照辈序逐一揭开,在这个墓地里,父母排序最末,揭到父母的碑石,突然传来惊恐的喊声,原来发现了一条蛇,那条蛇盘卧在父母碑石的基座上。周围又是放炮又是奏乐,响动声那么大,它居然借助红绸的掩盖安之若素、纹丝不动。侄辈中有人持树枝挑起它,是一条足有二尺多长的草色花蛇。蛇在家乡早年是常见之物,后来滥用农药,蛇类几乎绝了踪迹,近年随着环保措施的加强,蛇才重新出现,但也并不常见。有人喊“打死打死”,有人便到处寻找石块转头,人群里立即有声音喝止:“不能打!蛇是小龙,小龙现身,吉瑞之兆,快放了它!”这一说把众人说愣了,待反应过来,立即响起一片叫好之声,蛇被放进了旁边的麦地里。精明的乐人岂肯放过等好时机,趁机掺和进来,敲外甥辈女婿辈的竹杠,讨要红包,一个红包一首曲子,红包收了一个又一个,曲子奏了一首又一首。有人直向我表示祝贺,小青龙发现于父母的碑座,预示后世要出人物,幸莫大焉,喜莫大焉!

面对喜庆和祝贺的声音,我却在发呆。我是属龙的,不错,蛇是小龙,在父母面前,我永远是他们的小儿子,是一条小小的龙,小龙依偎在他们的墓碑上,意味着什么?真如众人所言是吉兆便好,可是我的思想却拐了个弯,走向另一条通道——是不是父母在召唤我,让我回家,回到他们身旁?是不是他们在说:儿子,不必再那么累了,来吧,歇歇吧,安心地在我们身边躺下?这是不是一种昭示:如果我化作灰烬,归宿之地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其它地方?落叶归根,是不是我这片叶子真要落了?

天启,我又想到天启。

五、不,我还没有走到天黑

回到北京,又上了几天班,医院说还要等床位,那就等吧。

中国作协本来安排我和湖北作协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近期访问突尼斯。那个濒临地中海的北非小国是不容易走到的,独特的地理风光和人文景致令我神往。但现在去不成了,我告知外联部,让他们另作安排。

几个月来,我们请三姐和姐夫一直住在家里,他们已经退休,在老家清闲无事,住哪儿都是住,与其守在老家,不如团聚北京,早晚好说说话,好有个相互照应,亲情相伴,总是很温暖的。住中日友好医院,对他们只说是详细体检,没有告诉那个糟糕的结果。后来跑肿瘤医院,也是瞒着他们,在我动身去重庆前,先让姐夫回了家,现在轮到送别三姐了。理由不需要寻找,她早就要回去,只是我和妻子百般挽留,才拖到今天。

送三姐到机场,在安检关卡前道别那一刻,我心里滋味很不好受。我是家里最小一个孩子,唯一的男孩,自小三个姐姐对我疼爱呵护,我们姐弟之间感情很深。中学毕业我返乡做了农民,三姐进兽医站工作。我在生产队劳动,有时拉脚进县城,顺路去看看她,她会在小馆里买几个油糕,或一碟笼笼肉,硬让我吃,她则静守一旁看着。她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又结婚育有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日里粗茶淡饭,炒菜油都舍不得多放,可是在我这里却舍得花钱,我吃下去她高兴。及至我上了大学,她还要攒出钱来,每月寄我五元,怕我没钱买书,没钱买饭票,怕我吃不饱肚子。我喜欢吃家乡饭,这次三姐来京,每天变着样儿给我做,家里请有阿姨,但在厨房里阿姨只能打下手。妻子也下厨,她在陕西插队、工作、生活十多年,本来也会做陕西饭,比如油泼面、羊肉泡等,现在好了,陕西食谱成了案上的主宰,每天享受于美食的快感中。有时三姐还会推出一些偏门、冷门,比如芹菜叶疙瘩、韭菜片子、红薯垫蒸碗,这些东西一入口,立即唤醒似乎早已忘却的记忆,舌尖上的记忆。这记忆是那么遥远,那么隔膜,又是那么亲近和熟悉,它激活了生命中早已逝去的一段生活,一段简简单单却又色彩斑斓的岁月。现在三姐要走了,她不知道一场灾难正等待着我,我也不知道再见她时是什么情形,前路茫茫,命途难测,此番挥手道别,来日将复以何?

曾有一次让我对未来重燃希望,那是肿瘤医院B超室一位女孩的电话。我做B超时,她在医师身边做助手,一切结论都出来了,她却来了电话,提议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我说:做了还做?她解释说,这一次是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更细致地扫描,不用增强,不用排队,而且不收费。我问:“你对医生的结论有怀疑?”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认为不够典型,想用核磁再看看。”我再问:“你是实习大学生?想搞研究?”她告诉我,她是医技科室医师,在职读博士,我这个病例,她想做深入研究。

不够典型?就是说,还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结论?女孩的电话像是黑室里突然推开一条窗缝,顿时光明闪现,尽管那缝很窄,光亮有限,但终归那是希望之光啊!

重做核磁在第二天进行,周六,核磁共振室休息,平日人满为患的地下接诊大厅空旷寂寥,只有女孩、妻子和我。女孩没穿白大褂,她是休息日加班为我检查,女孩看去有点瘦小单薄,我想她敢于特立独行做出此番举动,而且必须说服科室将设备单独为她开放,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做多少工作?我心里不由生出感动来。

女孩操控机器,我躺在像航天飞行器一样的检查仓里,按要求双手举过头顶,很像投降的姿势。机器运行发出的怪声,忽而沉闷,忽而刺耳,沉闷如锤击,直捣你的心脏;刺耳如鬼鸣,要撕断你的神经。在这令人心悸的声音里,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有人帮扶你,有人护佑你,这便是那个女孩。扬声器里不断传来她的声音:吸气——憋气——呼气,一遍一遍地重复,我一遍一遍遵照指令执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投降,我还有力量,抗争的力量,太阳还在头顶照着,我还没有走到天黑!

女孩没有对我打埋伏,像是对待她的同事一样对待我。从机器里退出后,我获准进入操控室,她调出一幅幅扫描影像让我看。我们并排而坐,像是进行一场学术交流,她坦白地表达她的看法:她的怀疑被否定了,看此前的片子,她认为恶性肿瘤表现不够典型,现在看来前边的结论没错。她特意放大一张影像指给我:“这是肿瘤实体,旁边是正常肝组织,你看看波峰变化就会明白,正常组织波峰起伏比较平缓,一到肿瘤组织起伏突然增强,说明它比正常组织活跃很多,形状也不规则,按原计划准备接受手术吧。”我问:“那你怀疑什么呢?哪方面看法和前边的结论有出入?”女孩说:“那东西九个多月没有变化不好解释。”我说:“这也正是我要问的。”女孩下边的话就怪吓人了,她说:“我曾怀疑肝上的东西不是原发性的,怕是别的地方出问题,扩散到肝上,原发性肿瘤一般生长很快,那东西变化不大,存在从别处转移过来属于继发性的可能。”又是一声晴空霹雳,我的脸色一定变得很难看,女孩马上安慰我:“没有发现,我仔细做了检查,其它地方均未见异常,那东西是独立的,况且比较小,及时手术应该问题不大。”

女孩实情相告,让我在又惊又怕中又感到一丝庆幸。还不算太坏,老天还没有把我推向绝地。

住院通知是突然下达的,周一晨起,正要去上班,医院来电话,说上午有出院病人,让我中午就办住院手续,周二清肠胃,手术安排在周三。肿瘤医院是救命的地方,不像一般医院病人可以拖拖沓沓,这里必须及时来,及时去,以便快速周转床位接治更多病人。住院用品妻子早已准备妥当,不用临时现抓,倒是学院还有一摊事情,我必须料理清爽才能安心脱身。我开车拉着住院行李,和妻子先到学院,安排院办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召开院务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正在举办的高研班、即将举办的浙江青海青年作家培训班、鲁院新校舍建设后期扫尾工程等工作,并且做出了安排,在这之后,我宣布了自己的病情和要住院手术的消息。大家愣在那里,我开玩笑警告说:“谁都不准学我,吃好,睡好,把自己照顾好!珍惜健康,爱护自己的身体!”

午饭后又接待了作协人事部副主任李梅和小周,他们来考察一位新提拔的干部,按条例必须和我谈话。送走他们,学院里的同事们再送我,曾樾、小司等一直陪同到医院。

我住进腹外科,一个房间三张病床,好在房间还大,不算拥挤。原来想联系条件好点的干部病房,但院方说住在那里就不归吴健雄大夫管了,当然大夫重要,也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后来倒喜欢这大病房,三个病号加上陪护,人多,热闹,能说话解闷,免得一个人躺在那里尽胡思乱想。

第一天晚上,我便对另外两位病友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我是13床,14床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盟,一位65岁的退休干部,两年前做过肠癌切除手术,现在转移到肝上,同时患糖尿病,血糖降不下去,进来几天迟迟不能上手术台。15床是大庆石油上一位司机,四十岁刚刚出头,从手术台下来一周,身上插满了管子,由他的妻子和姐姐陪护。那妻子是个乐和痛快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胃癌扩散,除把胃切除三分之二外,还切除了十二指肠、胰腺头、胆囊和一部分肝脏,体重从200斤降到160。她边说边比划:“老吓人了,医生让我看切下的东西,一大堆,能装半脸盆子,你说那肚子不是给挖空了?”她夸赞丈夫是个难得的好人:“不喝酒,不抽烟,下班就回家,从不在外边瞎拉扯乱结交,只有一样爱好——上电脑,半宿半宿不睡,就是爱玩个游戏,他那病,全是在电脑跟前坐出来的,电脑辐射,你当是啥好玩意啊?”

吴健雄大夫来查房,我们三个病号都归他主管。这是一个精敏干练的医生,随和,思路清晰,并且具有幽默感,与病人交流,时不时开句玩笑,让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安慰说:“不要有什么负担,现在看来是那个东西,但最后还要看病理,好在那东西长在肝右后叶边缘,局部切除就可以了。”

第二天清肠胃,上午护士来插管,鼻孔里两根:一根胃管,一根直通小肠的营养管,另外下边还有一根导尿管。下午,李冰书记在作协办公厅主任彭运锦的陪同下,来医院看我,送来一盆蝴蝶兰,还有一些营养品。他很忙,却在第一时间赶来医院,直让我过意不去。时已至此,李冰书记还坚信他的判断,嘱咐我再考虑考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他不信医生的结论,一直不相信,道理只有一条:肝癌不是你这样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彭运锦说:“我看白院长要挨一次冤枉刀,要掉一块冤枉肉。”我把他的话只当做是对我的宽慰,谁知他出了病房径直去找医生,要和人家探讨探讨,医生不在,他才作罢。

4月14日,星期三,下午1:30,身穿绿色大褂的手术室护士推来专用床,我躺了上去。李冰书记送的蝴蝶兰就在眼前,花儿开得正艳,像彩蝶飞舞。这花儿是美好愿望的象征,但愿好运与我相伴。

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一大帮同事,送我到手术室门口。他们向我挥手,我用目光向他们道别,心里在说:放心吧,别牵挂,我一定还会站立在你们面前!

六、魔  障

像是在做梦,有人抱着我的腿,不停地抻拉、扯动,要把什么东西套在我的腿脚上。我无力挣扎,任人摆布。接着觉得嗓子干燥,有种火辣辣的灼烧感,左臂也折断一般疼痛,想活动活动,却似被绳索捆着,抬不起来。遥远的地方隐约传来人声,两个女性的声音,嘀嘀咕咕,像在风地里说话,被风吹得时断时续,听不清晰。突然,一个声音大了,近了,说是:“醒了。”紧接着耳畔响起呼唤:“醒醒!醒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两个护士站在身边,周围是陌生的环境,摆放着一台台光亮闪烁的设备和仪器。我意识到不是在梦境,手术已经做过,护士在照料我。护士正给我穿一种又长又紧的袜子,从脚一直套到大腿,事后才知道那是防止静脉栓塞的术后专用袜。“现在是夜里一点半,”护士嗓门挺大,“这里是重症监护病房,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没有?”我想说嗓子干,左臂疼,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发现左边胳膊真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想必是捆在床边,刚做过手术,怕我乱抓乱动。护士还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随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下坠,下坠,像一块石头从空中坠落,越变越小,最后像一星微尘,消失在苍茫之中。

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醒来的时间很短暂,我明白了左臂疼痛的原因,不是被捆在床上,是缠着血压监测仪的带子,隔一会就自动充气,挤压得胳膊一阵阵疼。同时发现身上又多插了几根管子,鼻子里多了氧气管,右腹部插了两根一直拖到床下,右边肩窝处裹着纱布,两根管子从里边伸出来,连接到头顶的吊瓶上。我要喝水,护士说不能喝,只拿棉签沾了水擦擦我的嘴唇。此后接着是昏睡,迷迷瞪瞪的昏睡,半梦半醒的昏睡,像是有意识,又像是没有意识,我不知道植物人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后来回想起,那该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吧。

人们恐惧手术,恐惧手术台上的刀光血影,其实那是个最简单不过的过程,一经麻醉,你就是一个物质,如同一根木头、一只沙袋、一梱稻草。木头斧砍锯锯,沙袋拳打脚踢,稻草磙碾铡切,有感觉、有痛苦吗?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麻醉的,只记得被推进手术室后,护士为我消毒,从胸部到腹部,用药水细细擦拭,凉凉的感觉透过肌肤传进体内。吴健雄大夫和我说话,护士指尖经过处那凉凉的感觉传到腿上,心里纳闷:腿上还要消毒?——这便是我在手术室里最后的记忆,一点痛苦也没有。

我一直对重症监护病房的情景没有清晰的印象,手术全麻的效果持续发挥着作用,即使醒着,脑子转动着,身边的动静传进耳朵里,眼皮也沉重得不想睁开,懒得去看去理会。我不知道自己的刀口有多大,只知道从胸部到腹部,被绷带缠裹着,想来不会小,但难受的不是那里,而是嗓子干燥灼痛,浑身骨头像是要碎裂。我想到了在外边守盼着的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的同事,他们肯定在为我提心吊胆,他们不能进来,一切情况只能向医生护士打听,他们肯定想见我,我也想见他们,但又希望最好还是别见,我不愿意他们看见我这一副样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样。

下午在迷瞪中,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睁眼看到张健书记站在面前,这几天他出差去外地,今天回京刚下飞机就直奔医院,但重症监护室每天只开放半个小时允许探视,时间是15:30至16点,张健书记在外边等候好久,捱到时间才获准进来,而且一次只能进来一个人。他说了一些慰问和鼓励的话,但从他的眼中,我读到了沉重和不安。张健走后进来的是妻子,妻子素来是个坚强的的女人,但我分明也看到她哀忧不安的神情,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会好起来的。我极力振作自己,点点头,说:“是的,会好起来的。”

难熬的不是在重症监护室,是第三天出来之后。

这时我已经非常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了,浑身插满管子,头上悬吊着各种大袋小袋的液体,如果倒进桶里,足能装半桶。麻药的效力彻底退去,伤口疼起来,一跳一跳,是那种持续缓慢有力的跳痛,伴随着五脏六腑的抽搐。最大的愿望是想喝水,数根管子从鼻孔途径喉咙交叉进入体内,喉咙像要裂开。我感到了什么叫虚弱,想挪动身体没有力气,想说话倒不上气息。这么一种情状和感觉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人原本就这么脆弱?就这么不堪一击?

不断地有人来看望,学院里的人,作协部门的同事,社会上的朋友,还有过去的学生。我没有力气和他们说话,但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痛苦和虚弱,叫妻子把床摇起,打起精神接受他们的慰问。

妻子告诉我,我的手术从下午1:30,一直做到6:30,整整五个小时,学院里一大推人,从始至终守候在手术室外,直到迎接我出来。这让我感动。我眼前浮现出他们一张张面孔,心里默默说:好同事、好兄弟、好姐妹,谢谢你们,这份情义,我会记在心里!

最难捱的是夜里。伤口疼痛,骨节酸楚,胸闷,心悸,气短。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忍受的话,不能忍受的就是满心的烦躁了,那烦躁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随时会爆炸。15床的妻子说那是输入能量合剂和营养液引发的现象。妻子和女婿轮流倒班,24小时值守在病床前,我的糟糕情况让他们根本无法休息——怕我胡抓乱挖拔掉某根管子,怕我撕裂伤口,怕我崴断了针头,时刻注视着我的动静。女婿买来一张充气床,铺在地上,但两人谁也难得去上面一躺。有时我也会迷糊过去,但那更受折磨,一种陷入魔障而难以自拔的折磨——眼前总是有类似电焊那样的弧光闪烁,电焊不是切割铁器,而是在切割我的肌肤,发出刺耳的鸣响。有时又恍然进入一种幻境,看见无数彩色的类似装饰在树上、门厅和楼梯上的软灯管,一道一道,一条一条,缠绕在我的身上,灯光熠熠中,我的身体被割裂成无数方块,这些方块时而分开,时而组合,时而像纸张一样飘飞而去,时而像砖块一样碎裂坠落。我总是被这恐怖的情景惊醒,然后睁大眼睛不敢再让自己迷糊过去。人们常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时间难熬,但对我来说,那感觉却是度“时“如年,一分一秒都被抻拉得那么漫长。一个晚上,我会无数次问妻子:几点了?妻子把时间报给我。感觉上过了很久很久,又问,妻子又回答,一算,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平日总感到时间是那么匆迫,现在才知道,它是一条魔鞭,说长可以变得很长,你奋力在一条蛮荒的道路上跋涉、逃跑、躲避,企图逃离它的鞭挞,但还是逃不出鞭影的覆盖,它随时会抽打到你的身上。

我曾无数次思考过死亡,不是病后,此前就严肃认真考虑过这个人人都要面对的命题。老实说,对死亡本身我并不那么恐惧,恐惧的是不由自主的方式,是苟延残喘中欲罢不能、欲死还生的无奈和任人摆布的惨境。这种惨境我耳闻目睹过不少,本是一个分外强悍的人,到了那时却体面全无,尊严尽失,成为一个让人怜悯、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的活死人、死活人,甚至成为一个遭人讨厌的累赘。如果那样,我一天也不想延续,宁愿干脆痛快地自我了断。

对于生命的本质认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生的欢乐和幸福,大多数以稀释的常态出现,而灾难和痛苦,却总以浓烈的状态进袭你的生活,十杯甜水也抵不住一杯烈酒的刺激程度,何况大多数情况下,不如意的事情远远多于你的愿望和期许。人生一世,常常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别人,为你肩上的责任和义务,这责任和义务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却无穷无尽,无休无止,从早到晚,从春到冬,起早贪黑,劳碌奔波,毕其一生也难以履行完毕。看穿这点,死亡何不是一种解脱,何不能坦然接受呢?还有,到了我这个年龄,也经见了不少人和事,病病歪歪,苦力支撑,勉勉强强挣扎着要活下去的人,最终难免还是倒了下去;精精神神,欢如龙虎,壮如牛熊者,说折不定哪天嘎巴一声就折了,还有那些生前平凡,或者生前辉煌的人,这些人我都送过,在人生最后的站口,他们行走的方式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既然如此,即使我尾随他们而去,难道就是天塌地陷不可承受的事情?

在我躺在病床上重新思考死亡定义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孔,我读过她的《生命的呐喊》,那是我担任徐迟报告文学奖评委时极力推荐的一本书,结果以高票当选为获奖作品第一位。作品里详细描述了一位女性面对死亡的体验,她的心脏出了问题,先后动过几次手术,多次在死亡线上挣扎,多次体会过弥留之际的感觉,但最终她还是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顽强意志挺过来了。她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姐,黑龙江作家张雅文。

雅文大姐一天给我来电话,说她在北京,要来看我。我刚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很担心自己糟糕的感觉影响朋友见面的气氛,谢绝她不要来,可她还是来鲁院了。见面后我突然有种倾诉的愿望,雅文大姐有过生与死的体验,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后,我除了向很少人谈过病情外,绝口不向任何人提及,但我却想对她坦言自己面对的处境。雅文大姐自是吃惊不小,可终归是过来人,她很快镇静下来,不是空泛地安慰我,而是讲她曾经的遭遇和体会,讲她对待病魔乐观的态度,讲人要活下去的理由,还有治疗和养生的种种办法。她早已康复,完全一个健康人的样子,每天清晨六点起来爬山,在山上放声歌唱,锻炼一个小时,才回家吃早点,然后写作,现在手中的长篇已经脱稿了。雅文大姐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心想,头顶可以是乌云,但心里一定要有一片阳光,这阳光会穿越物质的阴霾,照亮精神的前路,也许,它还会暖化催生出未知的奇迹。

雅文大姐是对的,不能轻言放弃,就是因为肩上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就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才显出其价值的宝贵。不错,灾难是炼狱,但如果能从炼狱里摸爬滚打出来,你就是一条铮铮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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