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生活在世上

 2020-04-08 14:37  来源:昭通新闻网


朝着故乡的方向

在外面奔波的时间长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小山村,那些被红土地养育的男男女女,在我脑海里会有些模糊、混淆的感觉,像是遥远年代传说里的人物。闲下来打理心思的时候,我不禁会问:这是“沾着青草味的乡情”中的我吗?

可是此时,我强烈的感情已经紧紧地“拴住了故乡的山脉”。

草发绿过,人忙碌过,最终成了土。人跟草木并无区别,只有山不会“死”。说不清我出生前,究竟有多少人“躺”在了故乡的山上;也说不清我记事后,又有多少人去那里“躺倒”。一代哭着送走一代,谁也逃避不了死亡的命运。

活着的人把山下的寨子当作家园。

死去的人把山上的坟墓当作家园。

清明节到来时,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是不去上坟的。据说曾经上过,因为出了事,以后就免了此时 “跟祖宗的深情会面”。当别人用鞭炮声“安慰祖宗”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宗会有多么地凄凉。他们会“责骂”我们这些后来人不去“拜望”他们、拿好酒好肉“招待”他们吗?

其实,有谁的祖宗能够睁开眼看见徒子徒孙的孝心?活着的人努力活好,祖宗如果“有灵”,就会高兴。但祖宗“有灵”吗?

山的“脸上、胸上”“起脓包”一样地垒起一堆堆石头砌的坟,被雨淹,被风“咬着”,各家的祖宗在那里“聚集”,象征的是一个属于死者家族的衰败史。

但他们会有“衰败”的意识吗?

天堂,是生者从善意的角度使用的词汇,是虚幻的“彼岸极乐世界”。

地狱,也不是死者的发明。众人咬牙切齿痛恨的“恶人”闭上眼睛后,立即会“遭到惩罚”吗?

我敬仰的沈从文先生说的“偶然”,使我步入城市。

跟我一起“撒尿和泥巴”长大的那些伙伴,比我聪明的人很多。可是,他们只读几天或几个月书就走出校门,甚至没进过校门。我,靠多读几年书我们之间便有了不同的命运。他们早早成家,扎根大地,成为“修理地球的人”;我,在城市生活多年,已为人夫,为人父,拿国家“俸禄”,端所谓的“铁饭碗”。我用城市的方式,改造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远离“泥土般的淳朴”。我无法把“诚实拿来当武器”,保护我做“都市里的牧人”。

我当年的伙伴,有的已经去世,活着的也“满脸的苍老相”。回老家时,我们有时会相聚,喝辣酒,讲往事,讲现如今的生计,乡情浓烈,难舍难分。当独自一人踏上回城的路时,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郁闷塞满胸腔。

说实话,城市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好处,不承认自己是城里人就有“矫情”之嫌。可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喜欢城市,不管它有多么漂亮。每天看着那么多的车流人群、高楼大厦……我就头昏眼花;听着那么多的噪音,身心都已经“麻木”了。所以,除了办事,我很少上大街。散步时,有意选择僻静的地方。当我走进田野,感觉就像“死去的生命”又“活了”过来。

夜晚,我经常失眠,这种痛苦,给了我许多睁眼胡思乱想的时间。这时,城市消失了,满脑满眼都是高山、河流、树木、草地、田园、云雾、鸟儿、庄稼、野花……我不是什么“隐士”,但我总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热爱着大自然的一切。

我的正在经受巨变的小小村庄啊,我“看见”人们在密林深处撸起用来擦泪擦汗的衣角在风中飘舞。

有一年的春天,我休假在故乡。白天,父老乡亲下田下地耕种,我却待在山上。有几座坟墓,是刚垒起的去世老人的“新家”。我童年的岁月,跟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与瓜葛,现在他们绝对地“闭上了声音”。我也只能装哑巴。我为每座坟磕头,他们都是“蝼蚁”一样渺小的“草民”,没有刻上“光辉事迹”的墓碑分不清男和女。我在草地上坐了许久,想象着他们的身影,也没有什么“交谈”。我和他们都“偶然”地来到人世,他们先于我“走了”,我迟早也要走到“那一步的”。生命的局限和缺失,谁能填补?我不想去翻开往事中的“温馨”。我没有伤感,更不会流泪。

我得走了,离开山上。他们是“爱静的人们”,就让他们安静吧!他们生前根本没有“静过”。

我不能“静”,受故乡的宠爱,疗好“伤口”后,我又心怀感恩地、形影孤单地 “上路了”。风雨兼程,跌倒了,爬起来,忍住疼痛,继续“走路”。

然而,不管走多远,走过多少城市,我都只是一个“过客”,起点和归宿点都在“人神同歌共舞的群山深处”。我的头发、眼睛、鼻子、面孔、肤色、感情、性格、命运,都与这里的山脉息息相关。

我深知,我就像老家屋檐下做窝的燕子,春天回来,夏末初秋飞走,来年春天又飞回来。总之,燕子飞得再远,也舍不得抛下这个“家”,这里是我“永远的家”。

如果不出意外,我还能活一些年头,再苦再累,不埋怨苍天,不责怪人生。当我要死去时,如果死在异地他乡,我的眼睛仍会朝着故乡的方向——“森林里的小山村,向我的灵魂敞开着大门!”

无声的蚂蚁

春夏之交的早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听树上鸟儿的歌唱。不经意间低头时,发现地板上有棕色的、成群或零散的蚂蚁在四处游荡。估计它们已经活动好几天了。每年都会在相同的时间里发现阳台上有蚂蚁。如果不细心,这么小的“生灵”是难以入眼的。我告诉家人“有蚂蚁了”,家人随便看一眼,说:“是呀,有蚂蚁了。”每天,我在阳台上抽烟、看书、发呆,没注意到它们之前,它们可能被我踩死了好些。踩着,脚下不会有感觉;蚂蚁也没啥“反应”,踩死即“完蛋”,我也不会有“杀生的罪过”。

我家住四楼,没封阳台,是整栋楼唯一不封阳台的一家。除非撬门,贼要爬上来并不容易。真的爬上来,大件的电器他们扛着不方便,更多的是书,不要说偷,白送他们,他们也可能不会要的。要是贼专门来偷书,他可以做我的“哥们”了,我会挽留他们喝喝酒呢!蚂蚁是从楼底的草坪上爬来的,四层,对它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一百层都爬得上去。它们小小的身子,只要施展“壁虎功”“唰唰唰”就上来了。我让不让它们上来,它们都要上来。即使阳台是封闭的,它们也会找到缝隙爬上来,谁叫它们的“身材那么苗条”呢!这火热的时节,是蚂蚁“出门远游的良辰”。

何止是阳台上,细细地看,整个家的地板上、家具上都有蚂蚁。尤其是放水果、饭菜的地方,蚂蚁像“打劫”一样地涌来,赶都赶不走。你出声,它们“听不见”;你想捏死它们,又下不了手。只有把水果、饭菜藏起来。它们不可怕,不伤害人,不像暗地里的蟑螂“搞破坏”。觉得手上有异样,是只蚂蚁,我弹掉;裤裆里不对劲,一翻,也是一只蚂蚁,好在无伤大雅。它们不同于蚊子、苍蝇讨厌,你有点气,但“火不起来”。让它们自行其是吧!家里太“静”了,有它们做“伴”也好。

我对蚂蚁太熟了,乡下到处都是,小时候的一大乐趣就是看蚂蚁“搬家”。密密麻麻的一支支队伍,推着比自己大过千百倍的东西,特别有耐心地、韧劲十足地、慢悠悠地推动着,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在山上滚下又推上。要不就是抬一只蚯蚓、蚂蚱之类的“猎物”。雨水急时,足以把人冲走,蚂蚁却有本事靠枝条、残渣剩草安全“过路”。对它们谈不上“崇拜”,却“领教了”它们超人的“力量和智慧”。

“勤劳的蚂蚁”是人们对这些小小“生灵”的赞美,激励过年少时的我不能偷懒。“团结协作”“要一个帮一个”,是几个小伙伴出门时父母的叮咛。也知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写作文时也懂得使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城里很少见到蚂蚁,我早已丧失了特意到郊外“看望蚂蚁的童心”,一步一步地走向世故,只为眼前的蝇头小利忙碌。哎哟,要见蚂蚁居然只能在自家了。对于它们的到来,不说惊喜,也是“沉闷”生活中“飘起”的几丝舒心的“涟漪”。

相比进入家里“旅游”(没有什么“可看的景观”),蚂蚁在阳台上要“自在得多”。几平方米,还被几盆草木占着位置,这么“狭小的地盘”,却是它们的“大世界”。它们转来转去,都是“一个模样”,你根本不知道一直“转”的都是哪些“家伙”,还是换了一茬茬。你看久了,会觉得头昏眼花。它们不会“静静地休息”,不停地“忙着”,也不知道它们究竟“累不累”。有晚我突然想起这样一个“念头”——“蚂蚁是否安眠了”。起床一看,它们跟白天一样,照旧做着“无休止的活儿”。它们用不着“睡觉”吗?如果换做人,不“累死”才怪!

动物、植物都需要“吃”。蚂蚁是贪吃的。个体“食量”小,但群体就不同了。我想出了几招,试试它们喜欢“吃”什么东西。红糖,它们随便“吃几嘴”;枇杷、荔枝,它们不太“入迷”;沾着肉的骨头,它们“口味不错”;它们分外“喜欢”的是青包谷,刚好正在上市,我买来做早点。包谷又嫩又甜,我一粒粒捏开,丢在阳台一角。嗬,“小东西”的“嗅觉”还真灵,一只,几只,一群,几群,急急忙忙地围拢来,少的十只,多的成百。这幅图景,使我想起我们哈尼族过“人与神同乐的苦扎扎(六月年)”时,在磨秋场杀牛,全村人聚集分牛肉的热闹气氛。你的肉眼看不见蚂蚁的“牙齿”,听不到“嚼”的声响。你只看见包谷正在空去,一粒粒只剩下不值得它们“费神”的“残渣”。就这样,只要在我清闲的早上,我就会拿包谷引诱这些“吃货”。我吃,它们吃,仅以这么少的“施舍”,我竟然成了“慈善家”。它们不会说“善哉善哉” ,我却得到了某种满足,比如排遣寂寞。

米饭很合蚂蚁的“胃口”。有位一个月吃不了多少大米、嗜酒的兄长,吃饭时总爱说:“要吃蚂蚁蛋。”阳台上的蚂蚁,没法“生饭粒般大的蛋”。不过,它们吃起饭粒来倒是“厉害”得很,动作比吃包谷快,“舔”得干干净净的。

我这样“侍候”阳台上的蚂蚁,恐怕别处的蚂蚁都要“闻讯而来”了吧?

有个白天,有只瓢虫可能也是来阳台“游玩”,在地板上蠕动时,不幸被两只蚂蚁紧紧“抓住”两条腿,它拼命跑,想挣脱这两个“小屁赖”的纠缠。可是怎么也“甩不掉”。它拼命想飞,却飞不高,“体力”要耗尽了。一旦被一群蚂蚁“围剿”,命将不保。我不忍心这只瓢虫落入“敌口”,强行救下。蚂蚁肯定“恨死”了我,瓢虫却要一辈子“感激我这个救命恩人的”。

蚂蚁并不在热锅上,倒是用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心浮气躁”,实在贴切,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猫头鹰祭

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的柏树下散心。佝腰驼背的老头们中,不知是谁在树枝上挂了个鸟笼,笼子里关着一只“少年”猫头鹰。如果不细细地看,是认不出是只猫头鹰来的。大热天,我泡在冷水里还嫌热,猫头鹰却像“寒风钻骨”的冬天那样缩成一团,特大的头颅被翅膀覆盖得严严实实,好像害怕被什么东西把头摘掉似的。“这就是猫头鹰吗?”我不断地问自己。它确实不像猫头鹰,不是因为疾病的折磨、生命的大限即将到来,而是彻底“丧失了朝气”“完完全全地颓废”了。我甚至不想“承认”它是一只鸟。如果是鸟,没有叫声也会张一下翅膀、作“飞翔的姿态”嘛!我更不想承认它是一只猫头鹰,它哪里有猫头鹰的机灵、威武、洒脱?而是这样“病病歪歪”的。我对它,只有可怜和同情。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健壮、旺盛,唯独猫头鹰直不起身、抬不起头,除了那点“小小的呼吸”还在,好像跟这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这个“小东西”呀,随时都有可能“断气”。我去碰碰笼子,好久它才从翅膀下伸出头来,“这颗头颅”似乎给脖子加了“太重的负担”。作为“思想的头颅”,却已经完全没有了功能。它好久才睁开眼睛,平时“深邃的目光”,这时却“高度近视”、昏昏沉沉,我不知道它会把我“看成什么东西”。没有几秒钟,它又闭上了眼睛,缩成一团。我再摇笼子,它再没有力气睁眼“看我一下”“招呼我一声”。

猫头鹰不属于现代化的城市,它们离不开大自然。这只“少年”猫头鹰,我估计是卖鸟赚钱的山里人抓来的,然后,就被我们院子里的某位“活着没有了内容”的老头用几块钱收买来了。有些人为了钱,可以卖儿卖女,卖只猫头鹰算得了什么呢?老头掏几块钱买只猫头鹰,让它“陪伴残年时光,划得来”。猫头鹰不会说什么,它的父母发现它失踪了时(或者当着它们的面抢走)的那份痛苦,只有对猫头鹰深怀感情的我才会感受到。

我虽没吃着“豹子胆”,脑海里却冒出“把猫头鹰放走的念头”。可是,它已经没有了生存能力,不是它吃老鼠,而是会让老鼠把它连骨头都收拾光的。我救不了一只猫头鹰。喊吧,“救救猫头鹰!”但没人在意这样的喊声。有时,连救人的声音都传不进“有些人的耳朵”,何况是救猫头鹰的喊声。

精致的鸟笼上写着两行字:“溪声入梦清,鸟语穿云过”。多么高雅,多么有“士大夫的味”呀!

但可以绝对地相信,这只鸟笼的主人,一辈子没有听过溪声鸟语。他的梦一辈子没有醒过,怎么可能醒呢?他也一辈子没有从云中穿过,他的身子离云十万八千里呢!

隔了一天之后,我再去看猫头鹰时,鸟笼不见了。不说也清楚,它必定死了。买它的老头把它扔进垃圾堆,骂它“命贱,白花了我几块钱,白养了几天,一样好处都没有捞着。”活也罢,死也罢,没有谁会为猫头鹰掉一滴泪水的。

白天是见不到猫头鹰的,它们在树洞里“睡觉”。树洞就是它们的“家”。如果“选”粗壮而高大的树,“选”幽深的人进不去的洞,人要活捉猫头鹰是很困难的。猫头鹰也像野猫,在夜色掩护下出来活动。站在高处,它“解闷”似地隔一会儿吐出一声悠长的“咕”,浑厚、沉闷,还带着恐吓味,胆小的人不经意间听到,免不了“心脏会跳到脚杆上”。猫头鹰是食肉动物,专门吃老鼠和蛇,是鸟类中的“大亨”。夜色越是墨黑,它们的眼睛越是尖利,在高高的大树上也看得见地面上“鬼鬼祟祟”的老鼠。老鼠“正在策划犯罪的方案”,猫头鹰“子弹一样射来”,把老鼠“掳走”。

多年前在小学课本里,我就读过猫头鹰的故事。书上写,还配图,老师也讲,它们是益鸟,每只每年保护的粮食有多少公斤。不说我们都懂。在我们村里,四周是树,一到夜晚,到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家隔壁有棵“高大遮天”的万年青树,住着“几户”猫头鹰,它们“整夜忙碌到天亮”。对我来讲,有它们“像亲人般”发出的声响,恶梦醒来,也不会“失魂落魄”。

但有人对猫头鹰并没有“亲人的感情”。

有一天夜晚,月光皎洁,万年青树下“来玩”的人们谈起打猎的事。刚好,在射程范围内的树上,有两只猫头鹰。它们可能是“边赏月,边谈情说爱”,对下面的人“毫无防备,大模大样的”。两位猎手以猫头鹰为靶子。枪同时响起,树上同时离开两团灰黑的影子。都是击中头部。因为枪法胜负不分,众人提出让他俩比酒。在一个光棍的家里,以猫头鹰为菜,俩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各自喝完半公斤烈酒。结果,俩人都喝成“疯子”,其他人只好用粗大的绳子把他们捆起来,抬回家。

之后的很多年,我见到的猫头鹰,就是前面说的这只“笼子里关着的少年猫头鹰”了。

偶尔看到一部片子,是讲北欧小国芬兰专门有组织地保护猫头鹰的事,我见到了不曾认识的许多种类的猫头鹰,真是大开眼界。他们并不是为了赚钱,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吃饱了没事做。”我想他们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不是因为政府号召要保护环境,且拨出专款资助才来做这项工作的。芬兰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大片大片的森林,从画面上我都能感受到“绿色的空气”。那些猫头鹰是幸运的,它们和当地人是“亲情”关系,没有仇恨、屠杀,相互热爱、彼此依赖。我们多么需要这种“和谐关系”啊!我们差不多分不清猫和猫头鹰。那些温室里“荣华富贵的猫”,根本沾不上猫头鹰的边。

         艾吉  男,哈尼族,1964年5月出生于云南·红河南岸一个叫哈批的青山绿水、梯田环绕的村庄。他14岁从乡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毕业后辍学,当过一段时间的地地道道的牧人,从事过乡村医生、小学教师、共青团、编辑、记者、翻译等工作,现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馆创作员,著有诗集《沾着青草味的乡情》《山上》、散文集《清音》《吉祥寨神》、长卷散文《梯田里的哈批》等,曾获两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三等奖、滇东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奖二等奖、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报纸副刊二等奖等,是鲁迅文学院第12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审核:殷国庆   责任编辑:崔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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