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

老家昭通城利济河两岸的垂柳，连最向阳的柳叶都已落光，只剩下一些灰褐色的柳条随风飘摇，静待寒冬的到来。沿河东行几里，便是我以前就读的小学——昭师附小。校门前有两棵大树，一棵是参天的圆柏，一棵是粗壮的槐树。我们的教室就在一棵大柳树旁。一到春天，校园里便鲜花盛开，柳条轻舞。那时的学习条件简陋，我们大多用的是蘸水钢笔，两分钱一包的墨粉，冲调一包就可以用好几周。家境好些的同学则用带墨胆的钢笔，若谁忘了加墨水，总有同学会友好地给予帮助：轻捏自己的笔胆，挤出一两滴墨水，另一名同学则捏扁自己的笔胆再松开，墨水便吸了进去。

刚读小学时，我们用的是铅笔，有时忘了提前削笔，特别是考试时，只要举手，彭老师就会轻轻地走过来，用她那把锋利的牛角弯刀，为我们削好。学生微笑点头致谢，彭老师一脸慈祥，随后便转身向下一位举手的同学走去。

我们的早点常常是一个冷饭团，在火上略微加热，再抹点酱，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汉堡包”。老家的冬天滴水成冰，屋檐下垂着长达一米的冰柱，亮晶晶的。我们很高兴，因为又可以提着烘笼上学了。烘笼里的柴炭（褐煤）刚燃烧时“乌烟瘴气”，严禁拎进教室，等烟雾散尽，露出白炭灰、红炭火时，我们才能拎进教室。有的同学随即掏出几个洋芋烤起来，或用自制的铁丝小勺舀烤熟的玉米粒。把玉米粒埋入炭火中，随着清脆的爆皮声响起，大家便围拢过来抢食。手快的同学抢到就赶忙放进嘴里，只听“噗”的一声，胀鼓鼓的玉米粒瞬间破皮，一股热气冲出，那软糯耐嚼的颗粒就是我们那时的“开心果”。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迅速回到座位，安静地听彭老师讲课。突然，教室后门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我坐在靠门的位置，低头一看，竟是三哥。他递来几个烤得熟透的、黄灿灿的洋芋，我一时愣住，不敢出声，也不敢伸手去接。彭老师停下课，缓缓地走到我面前，又看了看门外单薄瘦小的三哥，随即微微点头，眼中满是慈爱，我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那热乎乎的烤洋芋。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忆起这一幕，我的眼眶便不禁发热，心头也暖暖的。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有时会遇见一个卖白泥巴的老人。老人无儿无女，心地善良，沧桑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在廊檐下歇脚时，他会给过往的小学生变魔术：只见他吹口气，手一晃，便能变出各种晶莹剔透、色彩鲜艳的水果糖纸，我们惊呼不已，也因此格外喜欢这位神奇的老人。

放学时分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常去学校的后花园捉一种大蜜蜂，它有拇指大小，腹部是黑黄相间的条纹，飞起来发出的嗡嗡声圆润又可爱，不像蜇人的马蜂（胡蜂）那样发出可怕、尖细的声音。最厉害的是，它能几乎静止地悬停在空中，可当你伸手去捉，它又会“忽”的一下飞走。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趁它停在花蕊上采蜜时，悄悄靠近，用手轻轻一按，连蜂带花一起捏住，再用细棉线拴住它的两只脚。这样，我们就可以牵着线任它飞，又将它拉回来，如同放风筝。

有的同学在校内的长条石板上架起几块砖头当作球网，然后跪在石板两侧开始打乒乓球，周围的同学整齐地站成两排等候上场。规则是“大将”3个球，“二将”2个球，“末将”只有1个球。我们用烧火棍或旧木板当作球拍，在“咚咚”的对攻中常常忘记了时间，直到黄昏降临。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常常约上两三个小伙伴去二道坝游泳，到清水沟摸鱼，在望海楼公园旁的稻田里捉蚂蚱。最有趣的，是跟三哥到望城坡捉蛐蛐。我们在荒草丛生、田埂开裂的田野里循着蛐蛐的叫声搜寻它的身影。它们的听觉极其敏锐，只要脚步声稍重，叫声便戛然而止。我和三哥蹑手蹑脚地靠近，对准声音来源轻轻蹲下，将两根细铁棍插进草缝，轻轻一捅——裂缝里突然探出一个花脑袋，头上长着一对长长的触须。再轻轻一捅，它终于跳了出来。这是一只“大金黄”，三哥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捉住！我也捉到了一只“小黑油”，便与三哥的“大金黄”斗了起来。只见两只蛐蛐在三哥的手掌心上打得天昏地暗，最终“大金黄”一记重夹，成功将“小黑油”踢出了手掌心，随后得意地歪着头，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那声音响彻了整个田野！

上了初中，我依然调皮。有一次放学，我随手摘了校门口杏树上的几个青杏，被樊老师发现后，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顿。在他的谆谆教诲中，我第一次明白了何为“盗泉之水”。

第一次听刘老师上英语课，只觉得那声音怪声怪气，听得人头皮发麻、脚底发痒。趁他转身写板书之际，我和几个同学逃课了。因为经常逃课，我成了他重点“关照”的对象，时常被提问，却总是答不上来，每次都羞得满脸通红。我常在心里嘀咕：“为什么总针对我？”而这时，刘老师总会耐着性子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时间久了，我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谁知后来竟渐渐听懂了那些陌生的单词，还能有模有样地用英语朗读课文。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老师，听说他回南京老家了。多年来，刘老师不苟言笑却执着耐心，总穿着一身亚麻布的灰衣，拎着一根麻绳拴系四耳的陶罐，缓步走向开水房的身影，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还有教体育的苟老师，一见到他，我们便觉得身体隐隐发酸——他训练起来从不马虎，自己更是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的典范。他常戴一副墨镜，身穿洗得泛白的淡蓝色运动服，生活极为俭朴。他的家里总是一尘不染，那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更是被他擦得锃亮。从我们身边经过时，车轮发出“嚓嚓嚓”的声音，欢快而有节奏。如果遇到水洼，苟老师便轻松扛起自行车，稳步迈过。

班主任周老师则气质儒雅、风度不凡，普通话流利而富有感染力。最打动人的，是他对每个学生无差别的信任和关切。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家境富裕还是贫穷，他都一视同仁。我们就在这样温暖的目光中，度过了两年宝贵的青春时光。那时没有教材，但他的课堂却总是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周老师的讲解既娓娓道来，又充满思辨力量，我们都成了他忠实的听众，同学们至今仍念叨他。在他80岁时，学生胡君邀约全班同学给他过生日。擅长书法的元明君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心宽寿长”四个大字，恭敬赠予恩师。

60多年了。逝去的岁月依然留有余温，持续滋养着我们苍老的灵魂。望着河岸两旁日渐凋零的柳树，心中不免泛起冬之将至的苍凉。但我相信，再过几个月，又是春天了。

作者：王 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