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丨金沙江畔的民族交响曲——北雁《行走巧家》中的民族团结叙事

为贯彻落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的《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及云南省、昭通市相关文件要求，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在民族工作中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展现新时代“昭通印象”，2025年初，《民族文学》杂志社和中共昭通市委统战部、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共同发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昭通篇”文学作品征集活动。短短1个多月时间，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作家的200多篇作品。《民族文学》杂志社经过精心编辑，于2025年第7期隆重推出了18篇（组）10余万字关于昭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品。其中，小说2篇，散文3篇，诗歌13篇（组）。以如此强大的阵容和如此集中、鲜明的主题宣传昭通，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北雁的散文——《行走巧家》。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云南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始终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北雁的《行走巧家》以白族作家的视角行走于滇东北的巧家县，用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民族情感，描绘了一幅金沙江畔各民族共生共荣的时代画卷。这篇文章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穿越，还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精神巡礼，它以交通变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为叙事支点，巧妙地将民族团结这一宏大主题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在当代文学如何表现民族团结这一命题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回避历史上的封闭与隔阂，着眼于当下的联通与融合；不仅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更强调共同奋斗的集体记忆；将个人体验与国家叙事有机结合，让宏大主题在细节中自然显现。这种叙事策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文学示范意义。

基础设施改善中的民族交融

《行走巧家》开篇以交通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作家潘灵30年前后的出行体验，展现了滇东北地区基础设施的巨变。昔日“几百公里的路程，不论再怎么起早贪黑，都得花上两天一夜”的艰辛旅程，如今已被“桥隧密集的崇山”所替代。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缩短，还是心理隔阂的消弭。

“山阻水隔，村民出行极不方便，早年出门买包盐巴，都得翻山越岭，花上两三天时间，遇到急病，更被当作人生中不可逾越的劫数。后来，村民自发建造了这两道溜索，同时在索上加装了一个溜筐，自此村民终于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文中描写了鹦哥溜索到现代化大桥的转变过程，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意义——“亚洲最高的溜索”曾是两岸居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承载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辛酸甘苦。大桥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买包盐巴都得翻山越岭的困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鹦哥村位于巧家县与四川省布拖县的交界处，一座大桥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巧家和布拖两县的交通状况，这种跨省的互联互通，正是民族团结在空间层面的具体体现。“大桥修通后，我们建起了新房子，光是运输成本，就降到了以往的五分之一以下！现在，我们村里出产的红苕、花椒、核桃和中草药，以及附近茂租镇大小村落饲养的牛羊和小猪，都能迅速运到山外！”当文中村民自豪地讲述物资运输成本降低、土特产得以外销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生活的改善，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场景。交通基础设施如同血脉一般，将散居在崇山峻岭间的各民族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北雁作为白族作家，在描写这一变化时并未采用“他者化”的视角，而是以“我们”的共同体身份进行叙述，这种叙事立场的自觉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对民族互嵌与心理认同的深化。当不同民族的作家同车而行、共同见证这些变化时，文本之外的实际交往已然成为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的民族协奏

白鹤滩水电站作为“国之重器”，在文中不仅是技术奇迹的展示，还是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的象征。北雁用精确的数据和恢宏的笔触描绘了这一“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壮观景象，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工程建设背后的人文故事。“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也给巧家带来了千年难遇的发展机遇，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在此期间，涉及淹没区5万多人的移民安置，巧家创造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范本。”文中提到“巧家创造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范本”，5万多名群众的搬迁安置工作涉及多民族群体，他们的顺利搬迁与安居乐业，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力证明。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带来的不仅是电力资源，还是整个区域发展格局的重构。“从白鹤滩水电站回到干净整洁的巧家县城滨江生态走廊，在高楼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区，在规划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镇，在新型材料厂房，在葡萄种植基地，我亲眼看见了金沙江沿岸，一个典型农业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和谐，华丽蜕变，乘风直上。”文中描写的“干净整洁的巧家县城滨江生态走廊”“高楼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区”“规划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镇”等，展现了新型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民族共享现代化成果，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利益相连、情感相融的共同体意识。这些变化发生在川滇两省交界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意义已超越了单一民族或单一地区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缩影。

文中关于“地下洞室的开挖量达2500万立方米”“建成了400多条洞室”等数据，是北雁对技术细节的精确把握。这种书写方式揭示了现代化进程对各民族的“共同召唤”——在应对技术挑战、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各民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当“全部采用国产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时，不仅标志着技术自主的突破，还是各民族集体智慧和共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

生态共识中的民族共鸣

文章第三部分将视角转向马树湿地，转向黑颈鹤保护，这一看似与民族团结无直接关联的主题，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共识。“在我的故乡大理，鹤在人们心中是一种吉祥之鸟，许多地名都被冠上了这一称谓。直到今天，崇尚诗书的大理人家，有的喜欢在门壁下留下‘琴鹤家声’的字样，有的喜欢在中堂悬挂‘松鹤延龄’的画卷，还有的喜欢在格子门上雕刻‘白鹤飞松’的图案。”北雁以大理白族文化中的鹤意象为参照，巧妙地建立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精神联系。当马树镇的彝族、汉族居民共同将黑颈鹤视为“圣洁的存在”时，这种生态保护意识已经超越了民族边界，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

文中在该部分着重描写了当地居民与黑颈鹤的和谐共处。“附近村民都以鹤为荣，从不惊扰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甚至允许它们在自己新种的洋芋地里闲庭信步、肆意啄食。”这种人鹤和谐相处的模式，生动反映了不同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生态伦理共识。当彝族、汉族居民共同投喂苦荞、燕麦和洋芋时，这些农作物不仅是物质食粮，还成为连接不同民族与大自然的精神媒介。

北雁把对巧家多民族文化的深入观察，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姿态。她在马树湿地感受到的“过电似的震颤”，既是对自然神性的敬畏，也是对多元文化共生状态的心灵共鸣。当文章以“人鹤和谐曲”作结尾时，隐喻了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不同种类的鸟类共享一片湿地，各民族也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处，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统一和谐的文化生态。

民族叙事的艺术创新与时代价值

《行走巧家》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同时又突破了传统民族书写的局限。北雁避免了将民族文化奇观化或标本化的倾向，而是将民族元素自然融入现代化叙事的肌理之中。无论是描写溜索上的生活细节，还是记录村民对大桥通车的朴实感言，北雁都保持了叙事的真实性与现实性，使民族团结主题脱离了抽象说教，成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

文章采用了“行走”的动态视角，这种移动的观察位置恰如其分地象征着当代民族关系的流动性特征。当作者的视线在云南巧家与四川布拖之间来回切换，在坝区与山区之间上下移动时，展现的正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共同体视野。文中对潘灵、朱镛等多民族作家的提及，以及对建设者、移民、村民等多群体的呈现，构成了文学意义上的“民族合唱”。

在当代文学如何表现民族团结这一命题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回避历史上的封闭与隔阂，着眼于当下的联通与融合；不仅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还强调共同奋斗的集体记忆；将个人体验与国家叙事有机结合，让宏大主题在细节中自然展现。

金沙江水的文化隐喻

金沙江作为贯穿全文的地理意象和民族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曾经是阻隔两岸的天堑，如今已成为连接川滇的纽带；它既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又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北雁笔下“水流湍急”却又“平湖如镜”的金沙江，恰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多元如滔滔江水，一体如高峡平湖；多元如支流纵横，一体如大江东去。

《行走巧家》告诉我们：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一座桥、一座水电站、一片湿地的建设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外在的灌输，而是源自共同奋斗、共享发展的生活实际。

在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文学如何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温度，记录下时代变革中的民族交响，而这曲交响正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最动人的乐章。

记者：陈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