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丨对话曹斌//在文学纵横里，解读阅读意义

2016年4月，一位卖樱桃的老人看见一群操外地口音的人行走在昭通古城，他们的笔在纸上来回移动，相机时不时发出“咔嚓”的声响。当老人知道这些人是作家时，便从箩筐里捧出樱桃往每个人手里递，边递边说：“多写写昭通陡街的青石板，它们是有记忆的。”

昭通古城是当年“全国著名作家看昭通”活动的现场之一。记者兼作家曹斌被这一幕打动，老人质朴的语言如同一粒种子种在了他的心里。他认为：“如果昭通文学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昭通作家何尝不是这些有记忆的青石板？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精神图谱。”

如何把昭通作家的精神图谱描绘出来，为研究昭通文学提供佐证？曹斌想到了访谈这一文体，他说：“访谈可以原汁原味地呈现昭通作家的思想、创作方向与人生经历，为将来研究昭通作家群及昭通文学现象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民间意识中，矗立于昭鲁坝子的凤凰山不仅是自然的杰作，亦是昭通人文精神的象征。其北麓有一片错落起伏的民房，曹斌的工作室便隐藏其间，散发出淡淡的书香。

“小时候我就喜欢读书，非常崇拜作家。后来读的书渐趋多样，加之身边的朋友多是作家，我便逐渐喜欢上了文学。”曹斌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最新一期《滇池》，“除了阅读的回馈，昭通的山山水水也给了我很多养分！”

2019年，曹斌敲开了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天敏的家门。半年前，他曾因准备不足而怯场，但此番重逢，两位洒渔河畔的同乡从童稚旧事畅叙开来，话语如河奔涌。几个小时过后，曹斌笔下已留下五六万字的访谈实录。开篇之作《夏天敏：痴心不改文学梦》赢得“写得透彻”的赞誉。此后，雷平阳、胡性能、潘灵等昭通作家相继接受访谈，《群峰——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终于写就，于曹斌而言，宛若新生。

这是一个需要文字在场的时代，尤其是那些承载了思想、能引发思考的文字。

2022年，《中国作家》编辑发现《群峰——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一书，特意邀请作者曹斌进行“中国当代文学名编系列访谈”。在胡性能、周晓枫两位老师的引荐下，在北京金手杖国际养老公寓，曹斌见到了被誉为北京文坛“四大名编”之一的张守仁。这位见证过中国文坛沧桑的老人，向远道而来的云南追梦人敞开了心扉。曹斌带着录音笔和笔记本，像匠人雕琢玉器般反复推敲访谈内容，最终整理成文。张老看完访谈提纲与初稿后，握着他的手说：“曹斌，你做了一件对中国文坛非常有价值的事。”

这组访谈刊发后反响热烈。当年，《中国作家》便为曹斌开设了专栏，陆续推出了与张守仁、崔道怡、何启治、周明等中国文学著名编辑的深度访谈。专栏圆满收官后，曹斌又将目光投向了家乡云南。他拿起笔，用一篇篇散文记录下正在消逝的文学，为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背影立起不灭的记忆，并于2024年在《滇池》杂志上开设了《云南文学记忆》专栏。

“昭通”这块土地既是文学创作的原点，也是精神世界的地标。作为文学符号，它承载着乌蒙山脉的执着、坚韧、博大与厚重。昭通作家用作品证明，文学的繁荣不由地域的富庶决定，而在于创作者是否把故土视为精神原乡。

地域书写

地方性如何与全国性和解

记者：近年来，你深度对话了多位昭通作家，能谈谈你选择开展深度访谈的初衷吗？

曹斌：我常常在想，是什么让文学在昭通这块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绽放出如此繁盛的文学之花？因此，我迫切地想通过访谈记录下昭通作家的心路历程，挖掘他们的人生轨迹、创作感悟和文学追求。与作家交流，能直接获取详细信息，提升文本的真实性，彰显其史料价值，从而让昭通文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可见。

记者：这些对话如何影响你对昭通文学的理解？那些走出昭通和未走出昭通的作家，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曹斌：面对面交流，让我触摸到了昭通作家最鲜明的精神胎记——无论是坚守故土，还是远去他乡，昭通这块土地都是他们精神谱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比如夏天敏，他把乌蒙山中最接地气的生活融进了小说的肌理；雷平阳虽游走四方却始终把故乡写成“针尖上的王国”，他的《亲人》系列看似写滇西滇南，实则每一笔都在描摹昭通的魂魄。两种路径虽殊途同归，但都印证着文学最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创作永远离不开故乡的滋养。访谈中让我震撼的，是昭通作家的精神特质：坚韧、永不服输，用文字对抗现实的贫瘠。这种集体精神图谱正是昭通文学震撼人心的根源。

他们用作品证明，文学的繁荣不由地域的富庶决定，而在于创作者是否把故土视为精神原乡。

记者：你认为昭通作家的地域性是优势还是局限？把昭通作家放在全国来看，地域性能让昭通作家走得更远吗？

曹斌：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看待。说它是优势，因为昭通作家的成功恰恰印证了文学创作的铁律——真正的艺术永远扎根于土地。乌蒙山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温情、坚韧与悲悯，都化作作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但若将地域性固化为创作牢笼，就可能陷入自我重复的窠臼。我注意到，新一代昭通作家正在突破地域性可能带来的局限：他们既像苦荞般深深扎根于昭通大地，又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故乡置于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中审视。这种“有根的突围”让地域性不再是创作的边界，反而成为观照世界的独特棱镜。当本土作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守正与创新中找到平衡，昭通文学必将绽放出更具生命力的光彩。

记者：你访谈的昭通作家中，有人离开故乡后创作主题发生了转变，你如何看待这种“离乡”与“扎根”的张力？

曹斌：这个问题触及文学创作的永恒命题。我在访谈中，确实观察到这样的创作轨迹：当昭通作家离开故土走向“山外”，他们的笔触非但没有淡化故乡的底色，反而因视野的拓展呈现出更丰沛的生命力。就像胡性能，他笔下的世界弥漫着滇东北的气息，那些生动鲜活的故事背后，蕴含着明晰的精神向度和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发现；潘灵则紧扣时代脉搏与边地元素，构筑起他深邃的小说世界。

离乡的作家如同放飞的风筝，故乡则是拉着线的那只手。他们在都市丛林中目睹生存之艰，在异乡街巷里体察人性幽微，而这些经历最终都化作反哺故乡的精神乳汁。“离乡”与“扎根”的辩证，恰似昭通作家的精神密码——既保有泥土的温度，又具备飞越群山的力量。

曹斌（左）访谈蒋仲文老师（右）。

记者：如果“昭通”是一个文学符号，您认为它承载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曹斌：这个文学符号承载的精神内核，恰似乌蒙山脉的执着、坚韧、博大与厚重。在昭通作家笔下，这块土地既是创作的原点，也是精神的地标。

执着与坚韧，是刻在昭通作家基因里的生命密码。当外界用“贫瘠”定义这片高原时，昭通作家却像苦荞一样在岩缝里扎根，把生活的困顿转化为文字的养分。而博大与厚重，则源自昭通作家对苦难的超越性书写。他们不满足于呈现地域的表层特征，而是在作品中沉淀出对生命、对时代的终极叩问。这个文学符号的价值，正在于它证明，真正的文学高原不在于地理海拔，而在于精神高度。

当昭通作家把故乡的泥土揉进文字，他们铸造的不仅是地域文学的丰碑，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

记者：你认为昭通作家还有哪些未被充分挖掘的创作资源？

曹斌：在我看来，至少有两座精神富矿亟待开发。其一是昭通大地上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芦笙调里的远古密码、端公戏面具后的巫傩文化、巧家小碗红糖的古法制艺……这些流淌在民间的文化基因，既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库，又是解码昭通精神谱系的“活化石”。当昭通作家把笔触伸向这些即将消逝的文化记忆，或许能重构出比现实更真实的历史现场。

其二是被岁月风沙半掩的红色文化图谱。作为扎西会议会址所在地，昭通的红土地上镌刻着中国革命的重要密码，但目前的文学书写多停留于事件复现，尚未深入挖掘信仰如何在这片苦寒之地生根发芽的精神肌理。那些湮没在村寨角落的红色标语以及老游击队员记忆中的烽火岁月，都是等待激活的文化密码。

曹斌（右一）采访中国四大名编之一——张守仁老师（中）后的合影。

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那就是对那些一直与中国当代文学结伴同行的文学编辑进行深度访谈——他们中的一些翘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过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中国著名编辑进行访谈就像在文化的断层带上打桩，或许当下难以察觉其意义，但百年后，研究者若想打捞中国文学的根系，这些带着体温的口述史，就是他们触摸历史真实的年轮。

访谈对话

从偏远到中心的文化突围

记者：什么样的缘由让你去做《中国名编》访谈录？可以和我们说说做这件事的过程吗？

曹斌：人们通常从作家作品或文学史家的著作去了解当代文学。其实，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那就是对那些一直与中国当代文学结伴同行的文学编辑进行深度访谈——他们中的一些翘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过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因此，我在做完《群峰——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后，选择对当代一些著名文学编辑进行深度访谈，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留下难得的口述与访谈资料。

我一个昭通来的后生，想敲开中国著名文学编辑的大门，心里直打鼓。可我这人认准的事，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我东奔西走见了12位老编辑，最年长的都90多岁了，眼睛已经花了，可说起当年看稿子的情形，那叫一个眉飞色舞。采访张守仁时，他颤巍巍地找出珍藏的稿签，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墨迹都泛黄了。最揪心的是，访谈之后没几天，崔老就去世了，这让我觉得这件事刻不容缓。

老编辑何启治大我40岁。初次见面，我紧张得攥着采访提纲直冒汗，生怕问出外行话。可当我说起昭通、说起昭通作家群时，老人有些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

老编辑们教我的，不光是编稿子的门道，更是做人的道理——认准的事就得死磕。他们把一辈子系在编辑事业上，这份执拗劲儿够我受用一辈子。

记者：从《群峰——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到《中国名编》再到《云南文学记忆》，这3个访谈的难度都很大，你知难而进的意义在哪里？

曹斌：在旁人眼里的“没意义”，恰恰是我要较真的事儿——当大家都在追赶文学市场的潮头，总该有人守着文化的根脉挖井吧！

文学于我，既不是饭碗，也不是营生，是刻进骨子里的热爱。当我与作家、编辑在文学世界里碰撞时，这一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访谈。当你摸着老编辑珍藏的稿签、看着那些用红笔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时，便会瞬间领悟：每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都是用无数笨功夫堆砌出来的精神长城。

这些访谈就像在文化的断层带上打桩，或许当下难以察觉其意义，但百年后，研究者若想打捞中国文学的根系，这些带着体温的口述史，就是他们触摸历史真实的年轮。

《群峰— —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一书，曹斌深度对话了夏天敏、雷平阳、 胡性能、 潘灵等十余位昭通作家。

在这个算法统治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倡导深度阅读。当AI在计算效率时，我们偏要用更多时间丈量文字的深浅——这或许就是阅读最朴素的意义。

深度阅读

一个时代的精神远征

记者：您多次说到阅读对写作的重要性，能否分享一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

曹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本书像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把人性最隐秘的根须都挖出来曝晒在阳光下。你看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谁不是怀揣着人性的矛盾过日子？老祖宗何塞·阿尔卡蒂奥被绑在栗树下的那一幕，看得我脊背发凉——天才与疯子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他沉迷炼金术几近癫狂，这何尝不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写照？

马尔克斯那支魔幻之笔，专往人性最软处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了一辈子仗，最终却躲在小作坊里制作小金鱼，做好后将其熔化，熔化了再做。这不正是创作者身上的魔咒？我们这些执笔为生的人，哪个不是在孤独的作坊里把文字熔了又铸、铸了又熔？有一次，当写到昭通作家在煤油灯下伏案改稿时，忽然就想起上校熔铸金鱼的画面，我顿时泪流满面——原来孤独是镌刻在创作基因里的纹路。

记者：阅读是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道门槛，你认为目前的阅读出现了什么问题？在推动阅读方面你有何建议？

曹斌：当下，大家的阅读状态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散零落，难以深植土壤。手机一划，短视频一刷，注意力就碎成了渣。

如何有效推动阅读？我一直在琢磨。第一，得给年轻人种下读经典的种子。昭通市作家协会成立了读书会，旨在让年轻人明白：真正的好书并非“快餐”，而是值得反复品读的“硬骨头”。第二，得让书流动起来。把好书嵌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咖啡馆、理发店、候车室……让书籍主动寻找它的读者。第三，得给阅读腾出时间。哪怕每天只坚持半小时，也得关掉手机，就着茶香，与文字展开深度对话。

记者：在AI技术时代，如果读者主要通过“五分钟解读经典”获取文学，您觉得倡导深度阅读还有现实价值吗？

曹斌：AI解读书籍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文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情节摘要。我曾对比过AI生成的摘要与原著文本。比如《围城》，AI解读只会让读者记住方鸿渐的婚姻困境，但唯有读原著，读者才会反复琢磨“婚姻是座围城”这句话在抗战背景下的荒诞感。钱锺书对知识分子的书写，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沉浸，方能品出那些俏皮话里的深意——经典文本藏着需要反复咂摸的细节。我并非否定AI的价值，但在这个算法统治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倡导深度阅读。当AI在计算效率时，我们偏要用更多时间丈量文字的深浅——这或许就是阅读最朴素的意义。

记者：在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文学如何吸引年轻读者？

曹斌：当下，年轻群体的信息获取方式已发生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技术迭代，也不能被动接受文学边缘化的趋势。关键要抓住以下几点：

重构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机制。年轻读者并非拒绝深度阅读，而是期待更契合其认知习惯的叙事方式与表达载体。作家应积极创新路径，例如借鉴《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深刻描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亦可借鉴《堂吉诃德》的戏仿精神，在社交媒体平台重构经典叙事。

搭建跨界阅读场景。大英博物馆将史诗《贝奥武甫》转化为沉浸式AR互动展陈，让年轻人得以在科技体验中感知古英语的韵律之美；法语联盟通过《小王子》主题密室逃脱，将圣埃克苏佩里的哲学思辨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这些实践证明，文学完全可以突破媒介边界。

彰显文学的教育赋能价值。当《战争与和平》成为高中语文拓展阅读内容，“00后”读者便开始运用托尔斯泰的战争哲学剖析现实国际局势；当《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列入大学通识教育核心书目，年轻一代得以透过菲茨杰拉德的笔触洞察“美国梦”的幻灭与重构。这标志着文学正实现从静态文本向塑造思维、启迪生命的价值跃迁。

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将经典文本锻造成年轻一代解读世界的“元语言”，而非任其在时代的浪潮下沦为散落的沙粒。

记者：你倡议成立读书委员会，意在以读书活动为载体，带动昭通市民开展深度阅读。针对昭通作家出现的断层问题，你认为应该优先鼓励年轻人“写自己的故事”，还是着重引导他们通过经典阅读“培养审美能力”？

曹斌：我们将组建“经典阅读”工作坊，引导年轻作者借鉴《追忆似水年华》的笔法描绘昭通的洋芋宴，运用《荒原》的意象重构扎西会议旧址。这种训练旨在让作者领悟：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琳蛋糕可以化作昭通的油糕饵块稀豆粉；艾略特诗中的荒原也能绽放乌蒙山的杜鹃。当经典阅读转化为创作养分，本土叙事便能自然生长出世界性的表达。

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建立“阅读—创作—再阅读”的循环机制。正如帕慕克让伊斯坦布尔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坐标，昭通作家也需要这种贯通本土与世界的双重视野。为此，我们将推行“双导师制”：安排年轻作者研习《安娜·卡列尼娜》的叙事伦理，同时跟随本土作家深入茶马古道，在经典烛照与现实深耕的张力间确立自己的文学坐标。

文学断层的填补不能靠催熟，必须遵循创作规律。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但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将刻印在文学征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