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 | 游绍斌：昭通第一位女教授

游绍斌（1894年—不详），字学圃（学溥），大关人，先在昆明任青年会国史教员，后赴北京贝满学校读书，再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和丈夫张铭慈（张明池）一道在新加坡开办华语学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支持抗战。

姑母的得意弟子

游绍斌的母亲游江氏嫁给她父亲游炳文后，夫妻恩爱，遗憾的是夫妻俩仅生活了一年，游炳文就病故。当时的游绍斌尚在襁褓之中，母亲游江氏和姑母共同抚养她长大，祖母米太夫人也视她如掌上明珠。祖父在巧家病故后，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就靠姑母游孟庄教书所得报酬维持。虽然家贫，但是一家人至为和谐。游绍斌在姑母的教育下，从小就聪明颖悟，五岁就能属对。据游孟庄回忆，她五岁时，姑母出对：芙蓉冠。她对曰：莲花帽。

姑母带她出去游玩时，看见庭院中有一只乌鸦立在牛背上，姑母出对：鸦骑牛背。她答对：仙站云头。容貌秀丽、聪敏机灵的游绍斌在姑母的精心教育下，15岁就通四书五经，还善于绘画，16岁就在姑母任校长的大关女子小学任教员，学生们非常敬爱她。

游绍斌容貌出众，家中长辈女子又都有贤惠名声，她15岁时，远近的求婚者众多。但她受到姑母的影响，热爱读书，并知道当时的妇女一旦出嫁，就很难保留一份清净的读书生活。于是，她立下志愿，一定要到县外、省外继续读书。可在当时，她的家庭没有丰裕的资金支持她到县外、省外读书，同时祖母、母亲和姑母也不放心她一个女子独自远行求学。

当时还是民国初年，在偏远的大关县，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想法。因为当时的女子读书，能读到她这一步，还能够教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女子想到县外、省外继续读书简直是天方夜谭。游绍斌进一步表示，若不能如愿，她宁可步姑母游孟庄后尘，终身不嫁，与诗书相伴。在她坚定的志向下，祖母、母亲和姑母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为此，母亲游江氏放出话来：如果有求婚者能够陪伴她到县外读书，方才同意游绍武嫁予他。

大龄女遇知音

在那个年代，女子一般16岁之前就应该出嫁了，若女子24岁还不出嫁，就算是大龄剩女了。眼看游绍斌的年龄马上过25岁了，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为她着急。谁会成为游绍斌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呢？在那个年代，能带她离开大山、离开家乡大关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去读书求学的白马王子存在吗？

一时间，游绍斌的志向传开了，被当地的人们当作笑话。但当时的本地书香世家关阳书院主掌张海楼先生听说此事后，非常赞赏。恰逢其时，张海楼的五公子张铭慈从昆明求学归来。张铭慈为当时的青年有志之士，张海楼和他谈起这位奇女子时，他便想一睹芳容。于是，张铭慈便抽空到游绍斌任教的小学听游绍斌上课。

张铭慈被游绍斌授课时的秀雅博学打动，喜欢上她高洁优雅的气质。张铭慈认为，游绍斌和当时的女子格格不入，她鹤立鸡群，有一种特有的秀气灵气灌注于神态举止中。张铭慈回到家中，就恳求父亲张海楼前去求婚。在双方长辈的安排下，二人于1919年结为佳偶，婚后两人读书习画，无比恩爱。

夫妻同心艰难求学

1920年，张铭慈为实现游绍斌外出读书求学的愿望，带着游绍斌离开了家乡。两人到昆明后继续求学，游绍斌的志愿终于得以实现。两人在昆明过着艰苦的生活，一边考学求学，一边勤工俭学，常常连房租都付不起。

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游绍斌认为，当时女子学校的教育非常“幼稚”。后来，我找到了那个时代昆明女子学校的课表后，便理解了游绍斌所说的“幼稚”的意思。当时，昆明的女子学校大多还在开女红等课程，这样的课程难以满足游绍斌的求知欲望。

于是，夫妻俩决定到北京读书。一年以后，张铭慈考取了北京大学，由于经济拮据，只能张铭慈一人先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而游绍斌一人则留在昆明任青年会国史教员。

第二年，游绍斌以教员的资格得到学校的推荐，同时又得到了姑丈龙赞襄的资助，到了北京贝满学校读书。

在北京贝满学校，游绍斌觉得贝满学校的教学偏重圣经，也不符合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愿。于是，她又考入北京第一中学继续读书。在北京第一中学，她算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了。

毕业后，她考取了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其间，张铭慈不幸感染伤寒，在游绍斌的细心照顾、精心调护下，张铭慈终于痊愈。张铭慈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的研究员。这时，游绍斌也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这时候的她已经30多岁了。

在北京，夫妻俩积极参加各种人文学术活动，一起翻译日本学者森泰次郎原著《作诗法讲话》、儿岛献吉郎原著《中国文学概论》等书籍。

比翼夫妻出《比翼集》

游绍斌诗文画俱佳，其中诗歌尤为俊逸。北京求学期间，游绍斌和丈夫张铭慈经常切磋诗书。1926年4月，夫妻俩将他们的诗文编辑为《比翼集》并刊印。上辑为游绍斌诗集，下辑为张铭慈诗集。

张铭慈在《比翼集》中的一篇跋文中写道：

今年花朝，偶作八达岭之游，归来适值“国军之战”剧烈，以致京畿为之不宁，天上飞机云集，城中炸弹时投，人人自危，生命堪虞。窃思人生在世，不过如梦幻泡影而已。而一卷诗稿，乃数年心血，恐有遗失，故特付之油印，又益以学溥诗若干首，最后定名曰《 比翼集》。盖学溥痴情，而处此离乱之世，颇有与余共生死意，故取香山“比翼连理”之意而名集，书既印成，遂赠诸同好，以作纪念云尔。

这样的文字，让我今天读来也非常感动，夫妻二人艰难求学的精神也能激励今天的昭通女性。这本“情侣诗集”在民国文化界受到了诸多好评，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收集到该书，但在故纸网上找到了胡适写给张明池（铭慈）的旧纸。

胡适题诗原文如下：

生本赤裸来，

亦向赤裸去，

如何宇宙间，

偏少赤裸语？

胡适先生给他们夫妻俩的回函也被保留了下来，如下：

明池先生：

谢谢你的长函，我读了此函，心里很感动；我可以说这封信给了我不少的愉快与安乐。

这封信我很想留着作一种纪念，只因你要我把原稿还你，所以先寄还你，希望你抄了一份之后，仍把原稿寄给我。你们的诗稿，我略略看了，其中有些很可诵；如“小窗双影话心肝”便是好句。但作旧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不劝少年人向这路上走。

绍斌女士也有好句子，如在“贝满病个诗”中两联皆可诵。匆匆先草此短书，稍答厚意并祝绍斌女士好。

十五，七，一。胡适。

《比翼集》印行之后不久，夫妻二人毅然南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9年夏，夫妻二人同赴暨南大学任教。二人求学讲学，一路相随；虽时局动荡，生活艰难，却至为恩爱，不离不弃。

1929年，上海《图画时报》第563期刊发了一张题为“云南女画家游绍斌及其爱子美儿”的照片。

新加坡华语教学开拓者

夫妻二人完成暨南大学的教学任务后，在同事的介绍下，于1930年前往新加坡加入开办中国国语学院的行列。游绍斌一边办学，一边继续读书，一边还要照顾家庭。他们的儿子张嘉美、女儿张嘉龄，都通几国语言，长大后成为新加坡学界颇有成就的人士。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子弟有意愿回国从军抗日者，但又苦于不识国语，张嘉龄便用英文翻译。

此后，游绍斌和张铭慈几十年如一日在新加坡办学，致力于在新加坡华侨中进行华语教学、在华侨子弟中普及汉语，光大中华文化。

同时，他们还翻译了一些外文书刊，教授华侨子弟学习中国书法、绘画、诗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了许多事情。他们在新加坡的华人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很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和子女开办国语训练班，凡是有意愿回国从军抗日的华侨子弟，他们都不收学费。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当时的媒体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扬。当时的中国报刊翻译国外对游绍斌办学事迹的介绍，把“游女士”翻译成“游女史”。而在新加坡，他们的学生和新加坡华人则称呼他们夫妻二人为教授。

【延伸阅读】张铭慈与胡适的“文字交”

《比翼集》著者张铭慈及其爱侣游绍斌，究竟何许人也，与胡适又有何交谊呢？在诗集的最后一页，著者张铭慈所撰跋文中，就有张铭慈、胡适二人交往点滴之记述。300余字的跋文，道出了张铭慈、胡适二人因《比翼集》结缘的一段文坛佳话。

原来，《比翼集》最初曾以油印的方式印成，著者张铭慈曾将此书赠予胡适。胡适得书后，非常欣赏书中的诗作，除了致信表彰之外，还曾在与友人聚会时，当众念诵书中诗作，以表赞赏之意。1926年秋，胡适将赴英国公干之际，又“特选余集中一绝句亲为书写之，以作临别纪念云”。

因为得到友人刘灵华的赞助，《比翼集》第二次印制改用石印。付印之际，张铭慈认为胡适的“书法雄健娟逸，则少为人知，兹特由石印印出，以供好读本集又酷嗜艺术者之鉴赏焉”。于是，就有了这著者合影背面的胡适题诗，以及分插于诗集下卷正文之中的胡适信札之影印件。可以想见，第二次印制诗集之时，著者或临时起意，或事出匆促，才出现了影印胡适手迹分插两处的情形。

张铭慈所撰跋文的落款时间为“丙寅仲秋”，即1926年9月21日，这一天恰为中秋节。而第二次以石印方式印制的《比翼集》，乃是正式出版物，与第一次油印本即写即刻、即印即发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正式出版的时间比之前张铭慈跋文写毕的时间又稍晚了20天，版权页上明确印有“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出版”字样。

当然，无论是张铭慈跋文写毕之时，还是《比翼集》正式出版之时，只看到过第一次印制的油印本的胡适已身在英国伦敦，并不知晓其题诗与信札均被张铭慈付诸影印，被纳入《比翼集》第二次印制的石印本中了。至于胡适特别想收藏的张铭慈赠送油印本之际附寄的那一通“长函”，后来究竟有没有在张铭慈录副之后再次收到，因无后续文献可供考析，也无从确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铭慈所撰跋文背面，印有一页“附明池编译书籍目录”，其中还有张铭慈、胡适交往的线索可循。目录中有《国学大纲》一书，介绍称“此书为明池历年研究国学之结晶，曾送请胡适之教授评阅，往岁任北高工国文讲师时，曾油印为讲义，现存于北大研究所”。可惜的是，此《国学大纲》实乃内部讲义，并非正式出版物，搜寻不易，无法从中窥见胡适对张铭慈国学修养的评价。

（本版图片均由夏吟提供）

来源：夏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