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昭通新闻网
2023-05-05 11:18在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未发明之前,受材料和印制技术所限,书籍难以批量生产,教育上又是“学在官府”,书籍大都在官府和王公贵族之家,老百姓是很难见到书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禁止民间藏书,一些嗜书如命的文人,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措施保存书籍。孔子九世孙孔鲋偷偷将一批书籍藏于屋壁之中,汉武帝时有人破坏孔子旧宅扩建房屋时,才发现这批书。秦时文人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汉初得以在民间传授……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列表》中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以说,正是一些文人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保护,一批早期文化典籍才得以免遭秦火,流传后世。
西汉时期,官府对其所藏之书管控很严,私人借书需要得到皇帝许可,而且不准录制副本,不然将受到严厉处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喜欢书籍的文人,就只好自己藏书。东汉以后,造纸术和印刷术相继问世,具备了量产书籍的技术和条件,书籍开始逐步从官府和王公贵族走向民间社会。民间藏书,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由于战争、迁徙等因素,官府的许多藏书或毁于战乱,或毁于火灾,或流离失所,一些稀世典籍,在文人的收藏之下得以幸存下来。
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一书中写到“辛苦的藏书人”,专门考察古代文人藏书的经历和故事,其中说到明朝中叶学者胡应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胡应麟年轻时随父在京城居住,遍访京城书市,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浙江金华,经常变卖家产以购买书籍,把他父亲留下的家产卖光后,他甚至脱下衣服典钱来买他喜欢的书。有一次,他在杭州一户人家看到宋代张耒《柯山集》抄本,印记奇古,装帧雅致,如获至宝,便把随身所带的两匹锦缎以及身上穿的黑丝直裰都给了书的主人,相约第二天来取书。度过兴奋难眠一夜后,清晨兴冲冲地赶去取书,谁知这户人家夜里发生了火灾,好书化为灰烬,胡应麟痛心疾首,好长时间闷闷不乐。胡应麟一生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及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384卷。
明末清初学人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二·三世藏书》中写道:“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大父诏余曰:‘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余简太仆、文恭大父丹铅所及有手泽者存焉,汇以请,大父喜,命舁去,约二千余卷。天启乙丑,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张岱家三世藏书一日之内被叔叔、兄弟以及门客、工匠、奴婢胡乱拿走,他本人积藏了多年的书也毁于战乱,被撕毁用来引火,或藏到盾甲里用来抵挡流矢飞箭。家藏书籍的散失,个人藏书毁于战乱,真是一件令人扼腕痛惜的事情。
刘仰东编著的《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一书,其中收录了几则民国人物藏书小故事。
云南籍官员朱培德,虽然行伍出身,却酷爱阅读,中国史、诗、散文,欧美政治、社会、民情方面的读物,无所不览。他读书时,身边带着两个笔记本,一本记有用的内容和读书心得,一本记他欣赏的句子。商务印书馆发行《四库全书》选集时,朱培德买了一套精装本,藏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说等打完仗,退休后要通读一遍。
文学家阿英(原名钱德富)是痴迷的藏书家,访书的瘾很大。他在上海居住时,经常坐车到苏州去买书,一般清晨从北站乘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找好旅馆住定后,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旧书铺云集的地方。他开列出依次出入的店铺名单: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尽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直至酣然入梦。
曾被称为“鬼才”的教授作家徐訏在《书籍与我》一文中,写到他的一个朋友珍爱藏书胜过自己夫人的事。文章说他的朋友一个人住在香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夫人接来?他说夫人一来,家里的房子就没人看了。实际上,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的。既然房子是租的,把夫人接来后,房子岂不就可退掉了。但是,他说因为那房子里保存着他几十年收藏的书画。也就是说,他不把夫人接来,看房子还是次要的,重点还是看守房子里的那些书画。
法国作家埃德蒙·龚古尔临终前在遗嘱中交代:“余所藏之画作画片、书籍古董,概言之,凡我一生所乐之艺术品,切勿转交冷寂如坟之博物馆,苦待粗忽之客,投以蠢笨一瞥,必交予拍卖师,槌起槌落,自此散出。然则昔年搜罗各藏品之乐,皆可传诸与我气味相投之后人。”1697年,龚古尔的藏书在巴黎拍卖,他遗嘱中的豪言壮语成了精美的拍卖图录上的题词。以龚古尔的遗产作为基金成立的龚古尔学会,每年向法国杰出的作家颁发奖金,现已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
而另一位法国学者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对待藏书的态度,正好与龚古尔相反,他担心自己死后,心爱的藏书被拍卖行铺陈于桌子上售卖。他对他的书哭诉:“别人会买下你,拥有你。那些人也许不像你的旧主人,他们还不配得到你。这些书籍于我是何等珍贵!当初还不是我满头大汗而辛苦积聚你们的吗?我何等珍爱你们!常年相亲相伴,你我似乎早就融为一体了。可惜斯世,一切都无常。”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去世5年后,他的藏书果真被铺陈于桌子上,在拍卖会上流入藏家手中。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有《文雅的疯狂》一书,研究收集了250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100多位为书痴狂的传奇故事,书中人物,有偷书大盗,有为了获得某本书而精心设计的谋杀案,有藏书成癖之人,有嗜书成瘾之人……奇闻怪谈,叹为观止,文雅的疯狂,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