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丨涌 动 （外一篇）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朱叔叔家有了小孩，爸妈带着我去他家看望。刚出生几天的小朋友躺在小床里，小小一只，大人们跟我说，你比他大，要叫他弟弟。他是朱叔叔家的弟弟，你也可以叫他朱小弟。

当时朱叔叔和我爸在昭通卷烟厂（也就是现在的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卷烟厂）工作。20世纪末，昭通卷烟厂折射出社会主义集体大工厂时代余晖下人们生活的影子。那时，昭通卷烟厂就是一个大家庭，所有职工都住在一个小区里，办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有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学校。一个厂里的职工都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谁家有喜事，大家都会知道，都会纷纷上门拜访探望，相互帮忙，热情又殷切。

依稀记得，小时候他们说，等有空要去昆明买一个可以感应的灯，这样晚上带小孩会很方便，半夜就不用摸黑找台灯开关了。但是去昆明要坐一整夜的客车，很费时间，订票还要专门抽时间去汽车客运站才行。

20世纪90年代的尾巴，一寸一寸慢慢靠近千禧年，普通家庭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手机。那时候的人们永远都想不到，当时所有的烦恼，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统统解决。

到了2020年，人们的日常生活比20年前便利了许多倍，同外面世界的联系像蜘蛛网一样细而长地交织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系主任在北京给分散在世界各地教研的同学们开网络会议。他那边网络不太流畅，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这一年，比较特殊。你们是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一届毕业生，时间在大家身上被拉长，大家第一次真切地体验到了被席卷进世界历史进程的潮流中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们在这如此黑暗和静谧的斗争中要怎样抉择？那些历史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我们要过了多久才会冷静而客观地看待……我不是在夸大其词，今年是鼠年，大家想想大家经历的上一个鼠年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理解我所说的话了。”

挂掉系主任的视频电话后，我开始回忆经历过的上一个鼠年。那是2008年，那一年我14岁；那一年的奥运会举办地是北京；谷歌还可以正常使用；周星驰导演并最后一次出演的电影《长江七号》上映；周华健、罗大佑、张震岳和李宗盛组成了“纵贯线”，他们的那首《亡命之徒》在我爸的车里循环了很多遍……有很多人的未来，在那一年，呈现了不同的走向。

而我真切地回想起的关于那一年的记忆，只有一件事。在2008年8月8日的20时，朱叔叔来我家喝茶，我们一起坐在客厅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观看，边喝茶边笑嘻嘻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其乐融融。这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了吧！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朱叔叔在我家坐到很晚才回家，不知道是因为喝了太多茶水还是朱叔叔讲了太多笑话，我一直很兴奋。那天夜里到很晚，我都醒着，睁着眼睛看着面前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觉得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自己仿佛也参与了一项了不起的大事。

朱叔叔是我爸的高中同学，和爸爸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一个小区，小孩也和我差不多大。我爸热衷于收藏茶叶，总是约他和朋友们来家里喝茶，他是我家的常客。朱叔叔只要一出差，带回好吃的或者是稀奇的东西也会第一时间拿到我家来分享。

必须得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观察人的小孩。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有人来我家，我就喜欢观察他们，听他们说话。但我也是一个乖巧的小孩，如果来的人多，大人们在客厅里聊天，我就在房间里看漫画，港版的《乱马1/2》《福星小子》和《相聚一刻》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累了就会靠着房门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说工作上和日常中遇到的那些琐碎的事情。那时候的昭通城，火车还没通，飞机的航线也就只有昭通飞昆明的那一条。人们关注的事情也比较集中，能够调动起人们情绪的事情也就那么几件，可每个人聊的事情却不会重复。他们也不会像现在人们聊天那样动不动就上升到时政热点和国际时讯，唯一一次来我家的人都聊到的话题就只有SARS。

2003年，SARS疫情在国内蔓延开来。那时，云南一例确诊病例都没有，我也没有停课，平时除了老师叮嘱要勤洗手以外，也没有其他特别的感觉，人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后来，我和北京的室友聊到SARS疫情的时候，才发现疫情对她们的影响有多大：一整个学期学校都停课了，有的孩子因此而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

而对我来说，2003年印象深刻的是年初的一场大雪。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犹豫又隐蔽，昭通城下了很大的雪，带着潮湿和泥泞、拖泥带水地下了好几个星期。一个周末，我们约了朱叔叔和其他几个叔叔的家人在城郊的一片空地上打雪仗，小孩和大人们都在雪地里到处跑，各自“围剿”。没有人知道这场大雪过后，一场叫作SARS的呼吸性传染病会蔓延开来，改变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当下发生的一切，人们都很难捕捉到任何端倪，过后回想起来，却又能在细枝末节里找到几分谁也逃不开的宿命感。但那个冬天，因为那一场大雪后的雪仗，令我回想起来的，都是满满的快乐。2003年，我9岁。那一年，我家买了第一辆车；那一年，昭通城通了公交车；那一年，初春下了很大的雪；那一年，叔叔阿姨们是那么可爱……

2003年过后，商品房开始在昭通应运而生，新建的商品房户型更丰富，小区建设也更时尚。市场化的经济氛围越来越浓厚，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从国企辞职去从事新的工作，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之前一直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的叔叔陆陆续续搬走，2010年，我家也搬走了。住在昭通卷烟厂家属小区的回忆，开始变得模模糊糊。所谓生来便是为了忘却，就像是强烈而眩目的光亮留下的残影，记忆迅速消退到我们只看得见的当下。

2020年的5月 1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我爸和他几个老同学约着去郊外玩，我闲来无事也跟着去蹭饭。到达目的地，从朱叔叔的车上下来了几个人。我爸指着最高的一个男孩，跟我说：“那是你朱叔叔的儿子——朱小弟，你还记得吗？”乍一看，男孩有点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位青年学者。

我惊异地反问道：“什么？朱小弟不是个小孩吗？那边站着的明明是个大人啊！”

我爸翻了个白眼：“你就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人？”

我满头问号：“不是……我是说……我的意思是……啊！这不对啊！”这时，比我高大半个头的朱小弟远远地看着我，淘气地笑着。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在房间里玩游戏，后来出去接了杯水。我爸正在泡茶，瞄了我一眼，指了指他对面说：“坐，喝茶。”

我慢吞吞地挪动到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现在只有我来陪你喝茶了，叔叔们都各回各家，不来我家了。”

“我们还是好朋友。”

“说起来，朱小弟都这么大了，我也好久没看到朱叔叔了。这些年他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但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像你一样，你长大这几年你身上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不过嘛，都很正常的。”

我们开始谈及一些遗憾的可能，一些无所属的往昔与挽留。水烧开了，我端着盛满白开水的杯子准备上楼，小声说：“其实我感觉自从我们搬家以后，我就失去了很多叔叔们的消息了。”

“你会想念他们吗？”

“会啊。”

“想念什么呢？”

“就是……偶尔会眷恋的那些片刻吧。”

就是感觉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忽然就变老了；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听他们跟我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就老了。变老就是在森林的颜色中褪色，在墙上投下缓慢的影子。可再重新把书翻到读过的地方，回想起那些隐晦的最后的话，显得那么苦涩。

1999年，那一年，32岁的爸爸抱着5岁的我去朱叔叔家看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朱小弟。在他家客厅里坐着的时候，我瞅见他家客厅里摆着一株植物，树叶圆圆的像是荷叶，但又是长在土里的，十分神奇。我伸手摸了摸，光滑光滑的。

朱叔叔看我一直在摸，就用铲子分了一株装在塑料袋里送给我，并说只要我带回家用花盆种下去，它就会长大，长得和叔叔家的这一盆一样大。

20多年过去了，那一小株到现在我都不知名称的植物，还在我家阳台上自由地生长，绿油油的，枝繁叶茂。我离开老家要动身去北京工作前给这株植物拍了一张照片存好，想着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朱叔叔，一定要把它给他看，想要让他知道：

人终将老去。生命的涌动却会一直延续。

再见语言

“先前我一个人打着伞在路上走了一大截，结果没下雨，太‘逞’了。”

“刚才我一个人举着伞在路上走了很久，其实没下雨。太丢脸了。”

以上是同样的意思。第一句话是来自我的家乡昭通的方言，第二句话是普通话的描述。这是前几天我整理电脑里的文件时，偶然翻到大一和当时男朋友的聊天记录里他对我说的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像是被瞬间戳中了一个点，整个人呆滞了，开始怀念起这个有趣的青年。

随后我把这句话发到宿舍的微信群里，3个北京姑娘一脸莫名其妙：“你发的这是什么？”

“你们不觉得这句话挺有趣吗？”

“什么嘛？看都看不懂。”

“……好吧！”

我常常会因为一些语言上小小的巧合或是错位而会心一笑。语言，转化成文字，再由文字来想象这个人说话时的样子，脑海里自动出现这个人的声音，多么有意思啊！由方言到普通话，再由普通话到方言，或者是由方言到方言……可以说是言无定格，随手可造。

我来自云南，能讲一口流利的云南方言，它属于西南官话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西南官话有很多部分是相通的，可能会有一些音调和词汇的差异，不过总的来说，会说一口流利云南方言的我在整个西南地区虽然不能说是畅通无阻，但至少可以说，不会因语言而带来窘迫感。

小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快乐声产线”工作室做的节目，这个工作室用云南各个地方的方言把一些经典电影及动画片重新配音，在电视上播放，小朋友们都爱看。我的童年就在这种奇怪的语言环境之下把整个云南各地的方言都听了一遍。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小时候我爸听见我在吃饭的时候用昆明腔调对服务员叫出“小伙‘汁’”时，那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而我，作为被这个工作室节目长期“洗脑”的观众，也是上了高中才知道，原来卓别林的电影是无声的。那个人，他不叫“小胡子”，而是叫卓别林……上了大学后，和同学闲聊才知道他们小时候看的《猫和老鼠》几乎是不讲话的，而我小时候看的《大洋芋和小咪渣》真是各种地方的云南话汇聚在一起的巨型喜剧；重庆同学说他们的重庆话版本是《风车车和假老练》。除此之外，原来《烧包谷》的正版是《兔八哥》，《小背时》的正版是《蜡笔小新》，《烧饵块》的正版是《杜皮和杜宝》，《老喳哇》的正版是《啄木鸟伍迪》……

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总是会有很多微妙的差别，我总结出，四川话婉转，重庆话软，贵州话硬，云南话嘛，就是土。云贵川就是一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在哪里生长，我身上就有哪里的烙印。

所以，我总是很骄傲地说：“我就是说云南话啊，我就是土啊！”我还带着云南话那特有的瘪瘪的口音，很自信地说出这句话之后又很自信地笑。

每学期结束，我要乘飞机从北京回到云南，坐地铁，取票，通过安检，坐在候机室里，直到坐在飞机上听到周围的人用云南方言交谈的那一刻，才真真实实地有种我终于要回家的感觉。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听到有人用“鬼火绿”“雀神怪鸟”“跟楞半倒”这样的词汇的。

方言这种东西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给人一种空间感。因为有了这样的语言，这个地方才得以鲜活起来；走在闹哄哄的街道上，因为有了语言，才得以感知到那些细小的、不能握住的、潜在的氛围。

康德说：“空间只是一切外感官之现象的形式，是感性的主观条件。只有在感性这种主观条件之下，外部直观对我们才是可能的。”如果精神层面的文化代表了一个地域最具特色的内核，那么，语言就是最为直观的现象表征了吧。

在我们之外的世界是万千的。万千种人过着万千种生活，与我们有关又同我们无关，他们同我们若即若离。而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因为一句“板扎”的夸赞，而让我们和他们的世界重合。

语言的演变和重组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从前的我，总是喜欢和说出开头那句话的青年用方言和普通话进行各种有趣的重组，乐此不疲地玩着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他总是露出狡黠的笑，用文字打出来就是“呼呼哈哈哈哈……”

在我们的交谈里，他偶尔还会乱引入其他地区的方言：“这句话昆明腔来讲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昭通老太太来讲就是这样的；楚雄那边和我们说的这个词竟然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县上口音你会吗？我会好几句呢……”

我的籍贯被冷冰冰地印在身份证上，这是我的归属地，而语言的温度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用最迅猛而直击人心的力量连接了我同它的关系。我有很多想说出来的事情，有很多想告诉你们的事情，我想我不能变得那么刻薄，我想被人夸奖，我想了解其他人的人生，我想在对话中得到最大的宽慰……可话到嘴边我却说不出口，最终也只不过是想想。

我的表姐比我大10岁，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朋友的妈妈了。目前，她焦虑的事情就是如何给她的小孩顺利地在一个全英文的幼儿园里报上名，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那我的小侄子应该很小就能在英文和普通话交织的语言环境里成长。

这可以理解，但同样令人难过。语言的独特性开始慢慢地消退。

我的爷爷是广东中山人，10多岁就离开了广东，在特殊年代走南闯北，慢慢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分离，最后独自落脚到了云南。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爷爷常常会坐在座机电话边和其他地方的亲戚讲很久很久的电话，全是用我听不懂的粤语；爷爷总是很喜欢去青年路中段的一家理发店理发，每次去都会指定老板给他理发，理发要理很久，因为老板来自广东中山，他们边理发边用粤语絮絮叨叨；爷爷有一个收音机，每次要听收音机的时候总是要调半天的频率，其实就是为了收听到广东话的广播……

爷爷去世以后，我清理他的手机，发现他和他各个地方的兄弟姐妹的短信内容都还是以粤语为基础的“做乜嘢”“唔紧要我身子顶得住嘅”“你真係有心嘞”“嚟食饭”……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手机输入法竟然可以打出这些字。

后来，我去拜访了这些外地的亲戚，惊讶地发现，无论他们在昆明还是四川，在南京还是上海，在台湾或是北京，这些老人都能讲出一口流利的粤语。

他们用尽了全力，是为了不忘记自己的语言。

最后，我还想写下开头引用的那句话当初出现在我眼前时的全部情形，以防终有一天，我再不会觉得这句话有趣，把它当作一句乏善可陈的嬉笑。

想起，他发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上影片分析课，一位学长把影片播放好就走了，放的电影是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正值隆冬，教室很小，但有暖气，不会觉得冷，窗帘被拉上，大家在黑暗中趴在桌上睡成一片；电影马上就要结束，音响里播放着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用粤语轻轻浅浅地对蔡楚生的独白……我百无聊赖地打开手机，打开消息，看到这句话，笑出了声……

我知道他不过是在费着心思逗我开心，而后来，我还是辜负了一个这样有趣的他。

终有一天，这句话还是会慢慢从我记忆里消退的。

大概会吧。希望不会。

作者简介：

曾子芙，云南昭通人，文学硕士，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星星》《边疆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