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丨弦歌不辍五莲峰

曾坐落在永善县莲峰镇的五莲书院，是永善县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所书院。从清道光十六年创建到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它的历史不仅是一所书院的兴衰，还是永善县从边陲蛮荒走向文教渐兴的真实写照，亦是滇东北社会治理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缘起：改土归流催生文教之需

永善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位于乌蒙山区深处，东部和北部与四川凉山、宜宾等地相邻，境内山高谷深，河流纵横，地势十分险峻。在古代，这里长期属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汉代以后虽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管辖范围，但长期处于羁縻统治状态，中央王朝的管理较为松散。明代仍以土司管辖为主，汉文化传播范围有限，教育机构稀少，整体教育水平落后。

清雍正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世袭制度，由朝廷直接派遣流官治理，永善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正式设县。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行政、赋税、治安管理体系，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滇东北一带，屯垦、经商、办学，推动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儒家文化、礼仪制度、教育理念也随之深入边地。

然而，在乾隆、嘉庆早期，永善县的教育仍然十分薄弱。由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除永善县学宫外，县城内没有正式官办教育机构，乡村地区更是仅有少量义学、私塾。大部分学子只能粗识文字，难以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只能远赴昭通府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求学，极为不便。这种局面，与清政府在边疆推行“教化安边”的政策不相符。

清朝统治者一贯认为，边疆要稳定，必须文教先行，只有兴办学校、传播儒学、培养士人，才能实现长久治理。因此，自乾隆年间开始，云南各地陆续兴办书院、义学、社学，逐步构建起覆盖府、州、县的地方教育体系。到道光中期，永善县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商业活动逐渐活跃，地方士绅群体日益壮大，建立一所属于本县的书院成为地方官员与士绅的共同愿望。五莲书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创建：官倡绅办，边地首座正规书院

五莲书院正式创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据《续云南通志稿》记载：“永善县五莲书院，道光十六年，知县俞良杰、教谕董齐圣、邑庠生明师训等建。”这一记载明确了3个关键信息：第一，倡建者是知县与教谕，属于官府主导；第二，地方士绅共同出资、出力；第三，这是永善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整、制度规范的书院。

因此，五莲书院属于官倡绅办、官督民助的办学模式，是清代边疆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书院——既不是完全由官府财政负担的官办书院，也不是纯粹的私人书院，而是官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兴办的公共教育机构。

因莲峰镇境内有一座形似五朵莲花的山峰，状如莲花绽放，书院故而取名“五莲书院”。这一命名既体现了当地的地理特色，又暗含“文人荟萃、高洁清雅”的文化寓意。建成之初，书院建筑包含讲堂、斋舍、大门、二门、围墙、庭院等。讲堂是讲学的核心场所，斋舍供学生自修与住宿，整体布局简洁庄重，符合边地书院务实朴素的风格。虽然规模足不及省城、府城的大型书院，却是永善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建筑工程。

兴盛：开启永善文教先河

书院建成后，主要承担三项功能：一是讲学授课，聘请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绅士担任山长，讲授古文、诗赋等，为学生备考科举筑牢基础；二是月课考评，每月由知县、教谕等官员主持考试，评阅学生的文章并划定等次，对成绩优异者给予适当奖励，以此激励学生勤勉向学；三是教化乡邻，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也是传播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忠孝思想的地方，对改善民风、稳定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道光十六年到咸丰末年，是五莲书院的第一个兴盛期。县城及周边乡村子弟纷纷前来求学，崇文向学之风日渐浓厚，永善县逐渐出现一批学有所成的生员、贡生，部分人更是由此步入仕途。对于永善这类边地县份而言，五莲书院的兴办，真正开启了地方文教的历史。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书院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地方兴。”五莲书院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文明秩序的建立。

劫难：兵燹之中文脉尽毁

然而，这样平稳发展的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全境陷入长期战乱，永善也未能幸免。

据地方史料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冬，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军攻入滇东北，攻占永善旧县城莲峰。太平军入城后，占据县衙及城内重要建筑，驻守长达两个多月。由于清军与地方团练不断合围，城内粮草日渐耗尽，太平军无法长期固守。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二夜，太平军决定撤离莲峰。撤退之前，他们放火烧毁了整座县城。旧志对此有着沉痛记述：“署廨灰烬，民居荡然，祠庙俱毁。”短短12个字，道尽县城被焚毁的惨状。

作为县城内最重要的文化建筑，五莲书院首当其冲，被大火全部烧毁。房屋、典籍、礼器、匾额、碑刻无一幸存，数十年积淀的文脉，一夕之间化为瓦砾。关于书院被毁的原因，《五莲书院》一书中只写了4个字：“毁于兵燹。”短短四字，背后却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战火过后，书院只剩断壁残垣，院内荒草丛生。教师四散，学生流徙，读书声彻底消失。此后近7年间，五莲书院完全废弃，永善的教育事业陷入停滞。对于文风初兴的边疆县份来说，此番重创几乎是毁灭性的。

重生：人心思治，文脉再续

同治三年（1864年）后，云南东部战乱逐渐平息，朝廷军队逐步控制局势，流亡百姓陆续返乡，县城慢慢恢复生机。但因战乱创伤深重，历任地方官员都以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为首要任务，一时无暇顾及书院重建事宜。

直至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孙逢源到任永善，五莲书院的命运才迎来转机。孙逢源上任后，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巡视县城时，他看到五莲书院旧址破败不堪，深感痛心。他对当地的士绅说：“学校者，王政之本，人才之渊薮也。边地文教，尤关紧要。今废弛若此，何以育士而化民？”

在孙逢源的推动下，重修五莲书院成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他召集地方士绅邓翥、彭玉田等人共同商议，号召各界人士捐资出力。士绅、百姓纷纷响应，众人各尽所能，迅速筹齐修缮所需经费与物资。此次修缮是依旧址重建，并进行了完善。数月之后，五莲书院焕然一新，讲堂、斋舍、门墙、庭院全部恢复，形制较创建之初更为规整。

为保障书院长久运转，孙逢源亲自制定经费制度：“岁给束修银八十两、米十石，由文昌宫租米供给。”也就是说，山长的年俸固定为白银80两、大米10石，经费取自文昌宫公田田租，不向民间摊派，财源稳定，制度清晰。此举为书院的长久办学提供了保障。沉寂已久的莲峰，再度响起读书声。五莲书院的重修，不仅是一座建筑的恢复，还是地方文脉的接续，也是边疆地区历经战乱后重建文化信心的重要象征。

转型：从书院到学堂，弦歌不辍

重修之后，五莲书院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清末新政改革。这一时期的办学，有几个显著特点：教学以科举为核心，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重点学习八股文、策论、诗赋；管理较为严格，学生必须按时上课、遵守院规；官绅共同监督，知县、教谕定期视察、主持考试；招生面向普通子弟，但凡有志求学、品行端正之人，皆可入院求学。

在此期间，五莲书院为永善培养出大批本土人才。他们有的执教兴学，有的入朝从政，有的成为乡贤，积极参与修路、建桥、赈灾、修志等公益事业。书院对地方社会的教化作用日益凸显，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新政，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传统书院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五莲书院顺应时代变革，改制为永善县高等小学堂。改制之后，教学内容迎来根本性调整，在保留国文、修身等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增设算术、历史、地理、体操、图画等新课程，教学模式也从传统诵读讲学，逐步转向新式课堂授课。

从清末到民国，书院先后改为永善县高等小学堂、县立小学、中心小学、县立初级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学继续办学。直到今天，五莲书院旧址仍在原永善第三中学处，只是书院原貌已不复存在，仅能看到一些残缺的建筑物。自1836年兴建至今，近200年里，这片土地一直书声不断。

启示：文脉长存，方为真正力量

五莲书院是永善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第一，它是永善县第一所正规书院，标志着永善自此迈入有组织、有规模、有制度的教育发展阶段；第二，它是边疆文教的典型代表，其兴废与改土归流、社会安定、战乱破坏、秩序重建息息相关，是清代滇东北边疆治理的真实见证；第三，它是由官府倡导、士绅出资，体现了官绅共治的边疆治理模式；第四，它是永善县本土文脉的象征，战火可以烧毁建筑，却无法磨灭崇文向学的精神信念；第五，它是滇东北少有的文脉未曾中断的古书院，近200年弦歌不辍，在云南边疆教育史上极为珍贵。

五莲书院的发展历程，是一段厚重的边地文教史。它兴于治世，毁于战乱，重修于人心思治之时，转型于时代变革之际。一座书院，见证了永善从蒙昧走向开化、从动荡走向安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过程。它告诉后人：一个地方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城池是否坚固，不在于一时的盛衰，而在于文脉是否长存。如今，虽然五莲书院已不存在，但它的文脉仍是永善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底气。

通讯员：刘仁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