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与毛泽东的战略哲学观

扎西会议旧址。 本报记者 雷桐苏 摄

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从渐变实现突变的一个重要转折，毛泽东在扎西会议期间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在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了关键性的战略转化。毛泽东在推动这一历史新转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深邃的战略哲学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哲学理论。

战略转进——从权宜之计的选择到酝酿新机的转变

毛泽东在扎西推动的战略转向，主要体现为两个关键方面：一是成为战略转向的推手，二是作为战略对弈的棋手。

作为战略转向的推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首次战略建议即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按遵义会议决定向赤水、土城转移，但土城战役受挫，敌军已在川南布下“口袋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转向扎西一带集结。向扎西集结成为战略转移的突变点和历史发展的“质变点”。扎西地处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占据此地即赢得战略主动。这一转兵促成四渡赤水的大转折，一步棋盘活全局。从改变北渡计划到重返黔北，毛泽东与中革军委重新谋划出新的战略链条。1935年2月3日至10日，中革军委连续电令各军团由川南向扎西转移，再转向黔北。

作为战略对弈的棋手，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权后，通过四渡赤水逐步扭转战局，而这一战略态势的反转，始于放弃北渡计划、向南集结扎西。在扎西会议前后，毛泽东通过两次战略佯动，成功引起蒋介石两次战略误判。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充分利用扎西地理优势和战略策略，迷惑敌军，致使其对红军行动方向判断失误，观望不前、互相掣肘。从战略预见性看，毛泽东在扎西会议时已可能预见到再次转兵云南、北渡金沙江的布局。在原北渡计划受阻、川滇黔边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只有将敌军引至黔北后实施战略大迂回，转兵云南才具有可能性。

此外，毛泽东在扎西筹谋还体现了深刻的战略哲学：一是大方向与小方向的统一，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是总方针，其他行动服从于此；二是化逆境为顺境，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坚持趋利避害；三是正确处理真理的相对与绝对关系，通过存疑、修正、破局实现战略创新。具体表现在：勇于存疑，将“或然性”选择变为必然胜利；勇于修正，通过无数相对的“一”达成新的绝对的“一”；勇于破局，实现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军事方略三大突破，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基础。这一战略转进不仅扭转了当时红军的被动局面，更体现了在复杂形势下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调整战术的高超指挥艺术，对今天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战略反思——总结重大挫折、拨正战略航向

扎西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对长征以来的历史得失的反思之后的再反思，从而整体性促进了全军上下接续长征的更高层次的再认识、再实践。《决议》在战略层面对单纯防御路线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是战略方针的失误。“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领导者”的战略战术原则之误，体现在长期性方面没有认识到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在战略路线上机械地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在战术原则上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等。二是战略预判的失策。在中央苏区内线作战失利的情形下，战略转变的原则与实行突围的方针互相矛盾，一方面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另一方面要“发展游击战争”，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三是战略转变的教条。因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自相矛盾的战略方针，导致“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以致于“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更“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绝对否定与相对肯定的辩证统一。《决议》突出当时事关全局的主要问题，即军事问题。“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避免批评的两极化，避免过与不及的偏差。二是独立自主与迷信国际的对立统一。对于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的批判，在主张运用“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方面，共产国际的主张与中革军委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如力量的分散与集中的相对性、单纯防御与决战防御的互补性、战略退却与保存力量的非矛盾性等。三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筹兼顾。消除决战与防御的两极对立思维，在长期性战略方针上要处理好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的关系。开辟新苏区才能保卫老苏区，相信将来“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

战略突破——由局部的战术裂变引发全局的战略裂变

“四渡赤水”打破了兵家“战胜不复”的铁律，三次重复同一战术而不被敌人识破。而“四渡赤水”的战略裂变是从扎西会议开始的。二渡赤水所体现的战略战术之奇在于：一是战略思维之奇。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逆向思维扭转乾坤。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认为：我们不要往西走了，要调头往回走，往东重新回到贵州境内去。因为敌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而黔北则防守空虚。二是战略方向之奇。在当时的可选方向中，回师黔北是唯一的最优方向，没有更优方向。三是目标选择之奇。在当时所有的战略打击对象和目标中，黔军王家烈部是最弱的。四是进军线路之奇。四渡赤水最突出的战略特点就是打破“战胜不复”的惯例，此中的“第一复”即二渡赤水是从扎西会议酝酿并实施的，会议作出的回师东进的战略决策，因局部的战术裂变而引发全局的战略裂变。

二渡赤水所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战略收益与战略风险的权衡。既要追求利的最大化，就要充分考量害的可能性程度。在料敌于先的前提之下，谋划好环环相扣的战略战术诸环节。二是大战役之小战略与小战役之大战略。二渡赤水之所以在战役层面称为“大战役之小战略”，是就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而言，即40万对3万多人的现实性而言可谓“大战役”，必须从战略策略的精细处谋划和准备。在战略层面称为“小战役之大战略”，是因为中央红军的数量与所打击的对象即王家烈所部形成绝对优势，但同时为了确保一战而胜，因此又要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谋划小战役。

战略重构——从径直外求转向反向内求的历史性转变

扎西整编及其一系列战略部署将“有形之兵”转化为无形之势：扎西整编——开创了我军能上能下军队改革的历史先河。开创新苏区，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集中行动到分散发展的新阶段。对中央苏区的新部署——暂时退却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复归。

扎西会议的战略部署所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以镒称铢与以铢称镒的辩证统一。以镒称铢是以大量小，以铢称镒是以小量大。以此思维达成大小、强弱两种事物的互相转化，找到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之间的具有物质、精神等因素或条件的“中介”，即两者之间的过渡条件。如扎西整编中的“军改”即是发挥了红军由量的弱小向质的强大转化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在处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上，即从对待战略的举重若轻处考虑，从战术的举轻若重处准备，如毛泽东对二渡赤水的战略筹划与考量。二是自我否定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蝶变。扎西整编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充分认识到红军队伍当时存在的不得不克服的内在矛盾性与外在矛盾性，也是自觉运用辩证法对自身矛盾的一次“自我否定”，从而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性”，是红军自我建设史上从径直外求向反向内求的重要历史转折。三是“不可胜”向“必可胜”的历史跨越。扎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能为不可胜”的积极性因素和条件，由此促成了中央红军由数量的绝对劣势向质量的绝对优势的关键性变化，从而也促成了“单纯军事防御者”在遵义会议之前造成的失败的普遍必然性向胜利的普遍必然性的历史转变。

（作者：杨伍荣  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