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 | 朱提故城遗址： 考古发掘唤醒汉晋记忆

朱提故城遗址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永乐社区诸葛营村，西距昭通城区约1.5公里，东南侧紧邻昭通机场，地处昭鲁盆地东部、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带，是汉晋时期朱提县（郡）的治所遗址。朱提故城遗址原名诸葛营遗址，于1983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17—2018年，经考古专业人员系统调查勘探，确认了城墙、城壕等重要遗存；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定名朱提故城遗址。

朱提故城遗址坐落于前河、后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地势北高南低，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地表以农田和现代建筑为主，金鹰大道横贯其南部区域。遗址包含核心城址、城外建筑及冶铁等手工业遗存。核心城址位于遗址北部，平面似长方形，南北轴线偏角约40度，城墙内侧实测南北长约210米、东西宽约150米，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目前，城墙地表遗存大多已损毁，东、北两面城墙被村道与民居叠压，西、南两面城墙被现代墓葬覆盖，城内大部分区域为农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22—2023年联合开展正式发掘工作，两年间累计揭露遗址面积约1600平方米，重点发掘城址区的城墙、城门、壕沟、建筑基址、水井等重要遗迹。此外，还在城外东南方向发现同期冶铁遗存，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铜钱、木简等遗物。尽管城墙整体保存状况较差，但其余遗迹形制规整、清晰可辨，为研究汉晋时期的古城布局与建筑技艺提供了宝贵资料。

城墙：因地制宜的筑城智慧

城墙地表部分虽然多已不存，但通过解剖发掘，仍能揭示其独特的筑造方式。西城墙南段平地起建，无基槽，墙体横截面呈梯形，顶部宽5.1米、底部宽11.3米、残高1.36米，墙体采用分层夯筑，夯层厚0.16—0.25米，土质致密紧实，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夯筑技术。墙体两侧的晚期修补堆积，见证了城墙历史的沧桑变迁。北城墙中段则设有基槽，基槽宽3.5米、深1.5米，墙体与基槽均分层夯筑，夯层规整，充分展现了筑城者因地制宜的建造智慧——地势平坦处直接平地起墙，地形复杂地段则先挖基槽，再夯筑墙体。

城外壕沟：防御与研究的双重载体

以西城墙外的城壕为例，壕沟与西城门对应，横截面似“V”形，深3.53米，城壕口部宽约9.4米、距离城墙约5.4米，是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沟内堆积可分为15层，土质致密，出土了陶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炼渣、铜箭镞、铜钱、木简残片、木器残块等遗物。这些遗物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也为研究城市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B型陶云纹瓦当。

陶文字瓦当。

城门：时空变迁的见证者

西城墙中部发现的西城门分早、晚两期，均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见证了古代城市门楼建筑的演变历程。早期城门门道宽4.85米、进深5米，两侧设有砖基础，以膏泥黏结，南侧砖基础带有红色颜料条带，北侧留存有木地袱痕迹，展现了汉晋时期城门建筑的独特风格。根据城门内侧配套的门楼建筑为三开间布局，现存8个磉墩，东侧设有瓦片散水，可推测门楼跨建于城墙之上，入城后需经两侧分流通行，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精妙构思。晚期城门则废弃了砖基础，改为立柱支撑，地面较早期有所抬高；门道外口增设对称石门砧，其中南侧石门砧由汉隶残碑改制而成，碑上留存的60余字铭文与神兽衔碑、龙虎浮雕，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技艺。

石门砧。

城内壕沟：城市内部的防御与排水系统

城址北部发现的壕沟呈东北—西南走向，沟口宽3.6—4.3米、沟深3.1米，东侧沟壁经人工修整，成为城市内部兼具防御与排水功能的配套设施。沟内堆积可分为5层，出土了陶绳纹瓦片、铜印章、钱树残件、漆器残片、木块等遗物，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当时生活场景的认识，也为研究城市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建筑基址：仓储功能的明确体现

城内西南角发现的仓储类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的部分长11.1米、残宽6.3米，共发现30个磉墩，排列密集。该建筑采用干栏式结构，立柱支撑、木板铺面，通风防潮效果突出，其形制与汉长安城武库等仓储建筑相似。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汉晋时期仓储建筑的特征，还为研究当时城市的物资储备与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水井：城市生活的生命之源

城址北部发现的汉晋时期水井，井圈为砖砌圆形，直径约0.8米、深4.75米，以弧形砖、长方形砖、梯形砖榫卯咬合垒砌而成，井体下部西侧打木桩加固，充分体现了当时精湛的砌井技艺。井内出土了陶绳纹瓦片、瓦当、铜器、铁器、竹编器、铜钱等大量遗物，既直观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活状况，也为研究城市的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丰富遗物展现汉晋风貌

朱提古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种类丰富，涵盖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铜钱、骨器、竹编器、玻璃器、琥珀器、木简等。

琉璃耳珰。

建筑材料以板瓦、筒瓦、瓦当、砖、石门砧为主。其中瓦当共80余件，分为云纹瓦当与“吉羊”文字瓦当：云纹瓦当中心饰有动物纹或乳丁纹，文字瓦当地域特征鲜明。砖以灰色长方形为主，表面多饰菱形几何纹。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包括釜、罐、盆、钵、灯、纺轮、网坠、陶模等，部分钵底戳印花叶纹，是滇东北东汉至蜀汉时期的典型代表。陶模共40余件，呈长方棱台形，与炼渣一同出土，应为金属冶铸所用。

陶钵内底的戳印纹。

铜器包括箭镞、悬刀、铜镜、铜笄、铜印章、钱树残件等。其中“立义行事”方印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官印，三翼式箭镞、莲花钱树、勺形铜笄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钱共60余枚，以东汉五铢为主，同时伴出大泉五十、货泉、北周布泉，年代跨度明确。

此外，朱提故城遗址还出土了骨器、竹编器、蓝色玻璃耳珰、动物纹琥珀珠及数十枚木简残片。其中，木简上的墨书字体与三国吴简相近，是西南地区罕见的汉晋简牍遗存。

琥珀珠。

揭开汉晋时期西南的神秘面纱

结合地层关系与出土遗物，考古专业人员判断，朱提故城城址主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部分遗存早至新莽前后，晚至南北朝时期。在筑城之前，此地已存在汉代聚落，城墙始建年代不早于东汉晚期，经多次修补后依然沿用。晋代以后，城址逐渐衰落，未发现大规模营建痕迹，但南北朝时期仍有人类在此活动。

2022—2023年的考古发掘明确了城址的四至范围、城墙筑造方法、城壕结构与城门演变过程，厘清了门楼、仓储、水井、壕沟等设施的分布格局，确认该城址为朱提故城的核心官署区，其外围60万平方米的区域为大型聚落与手工业基地。据文献记载，西汉设朱提县，东汉为犍为属国治所，汉末设置朱提郡。考古专业人员发掘所见城址的兴盛期与文献记载的行政沿革存在时间差，或与治所迁移有关，具体原因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朱提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物产丰富，与巴蜀地区联系紧密，汉晋时期经济文化发达。朱提故城遗址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汉晋时期古城的整体布局与建筑技艺，还为研究当时西南边疆治理、民族融合、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及滇黔川交界区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学术价值重大。未来，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深入，朱提故城遗址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更加完整、生动的汉晋古城画卷。

来源：中国考古网、昭通日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