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丨昭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记忆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一场由青年学生发起、各界民众广泛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处于抗日大后方国统区的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以特殊的身份和灵活的方式，宣传、组织、领导昭通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激发了昭通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民族觉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思想、组织、行动上的准备。

昭通首次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28年1月中共昭通支部建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学生运动上，促使革命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昭通，云南省立第二中学（1932年改名为云南省立昭通中学，以下简称“昭通中学”）的师生群情激愤，学校训育主任、乐歌教员潘吾刚迅速召集全校学生聚集在文庙大成殿内，他站在天子台上，声泪俱下地讲述事变经过和多次蒙受日本侵略的屈辱史实，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暴行。在场学生无不为之动容，全场失声痛哭，激起极大义愤。

经师生共同商议，决定：组织军训，成立决死队、义勇军、童子军；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进行宣传动员。学校教务主任邓子琴亲自撰写《省立二中义勇军大队成立宣言》并印发社会各界。师生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在辕门口和十字街头，悲愤地向群众演讲，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大声疾呼要挽救民族危亡。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救国”“驱逐日军”“抵制日货”等标语。

师生们的爱国行动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昭通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也得到了驻防昭通的滇军独立第2旅暂编第1团团长安恩溥的支持。天鹤宫的私塾先生周子宾，自费印制了“睡狮醒来”“誓雪国耻”等宣传标语，并贴遍街头。安恩溥不仅给学生发放了100支毛瑟枪及部分子弹，还派遣勒嘉祥、陇生文、熊伯高、苏茂武、王谦等营连级军官对学生进行军训，这是昭通学生首次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然而，就在昭通民众群情激昂，抗日活动高涨之际，昭通中学校长周天佑（卜三）在参加云南省教育会议后，竟用领得的学校经费5万余元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捐赠给昭通民众教育馆的1万元公款，购买大批日货贩运到昭通，在其经营的“快福来”商店销售。这一卑劣行径很快被吴宗遥等学生发现，他们立即揭露其丑行，一时社会舆论哗然，安恩溥迅速派人查封了周天佑的全部日货并将其焚毁，追缴进货挪用的公款，昆明《新商报》对此作了报道。昭通旅昆学生周立松、张孝棫、童光敏、黄际春经实地调查取证，掌握周天佑贩卖日货的确凿证据，呈文云南省教育厅，斥责周天佑“不顾人格”贩卖仇货和鸦片烟具的卖国行径，要求立案惩处。1931年11月28日，昭通抗日会召开民众大会，决定分别呈请云南省教育厅、昭通县党部及昭通县政府，要求取消周天佑的一切职务并将其看管在案。学生代表李立诚、李士厚、阳裕清、乐洪相也于11月30日电请龙云对周天佑予以查办。在社会各界和驻昭滇军的支持与参与下，周天佑被云南省教育厅撤销了校长职务，校长一职由邓子琴代理。

昭通规模最大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短几个月，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迅猛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的白区工作方针，中共党员李子坚（李希伯，曾任共青团云南省委组织委员）、进步知识分子吕耘艺（吕儒林，在北平参加左翼联盟）应中共党员、昭通中学校长王启瑞聘请，分别从楚雄、北平来到昭通任教。他们以特殊的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讲述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机的严峻形势，教唱《大路歌》《毕业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吕耘艺介绍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情况，同学们震撼不已，纷纷表示一定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吕耘艺还在怀远街开设西南书店，出售《论新阶段》《共产党宣言》《民主周刊》《呐喊》《狂人日记》等革命进步书籍，引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大批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深受启发。

在李子坚、吕耘艺的宣传引导和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号召下，昭通中学高中三班的学生李德仁（李祥荣）等倡导和发动全班20 多个同学，经讨论后一致决定响应全国、全省抗敌后援会号召，发动全体同学组织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昭通女子中学、明诚中学及各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代表，在民众教育馆召开全县学生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学抗会”）。学抗会是公开的群众性抗日团体，参照省学抗会组织构架，设立常务委员会。每学期为一届，每届均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下设宣传、募集、总务等股。各股下设组，其中宣传股设文字、戏剧、绘画、唱歌、舞蹈等组。会上还拟定了组织章程，选出了各股负责人，通过民主选举组成7人的常务委员会。推选昭通中学高中三班学生夏运春、高中四班学生傅发聪分别担任学抗会正副主任。随后在德育女子小学召开全县学生大会，正式通过了代表大会决议和章程，宣告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

学抗会在各校组建了晨呼队，在早操前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抗战进行到底”“全面抗战，举国同仇”“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抗日口号，激昂的口号声划破晨雾，催人觉醒。学抗会精心选拔了一批口才出众、知识渊博的学生，组成12支流动宣传队。他们活跃在城区大街小巷、茶馆和农村赶集地等场所，向民众宣讲团结抗日的意义和抗日救亡故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染卢沟桥》等街头剧，用诗歌颂扬抗日将士，揭露日军侵占中国领土、杀戮中国无辜同胞的暴行。同时向驻昭通滇军进行“抗日救亡，人人有责，丧失国土，是军人的耻辱”等宣传，鼓励抗日杀敌士气。

学抗会通过公演、设立“七七献金台”、组织商人绅士募捐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云南日报》曾报道：“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为医治病兵起见，特于8月1日至3日，募捐公演话剧3夜，计演出《撤退赵家庄》《我们的空军》《察东之夜》《火焰》《壮丁》等剧，观众甚行踊跃，荣誉券亦出售百余张。”师生们的一系列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昭通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斗志，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年人组织了“耆老救国会”，妇女们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儿童们组织了“儿童救亡团”。昭通各族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参军，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中。

昭通县永丰乡高松两级小学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生活平民化，学习纪律化”的要求。学校把抗日救国活动放在首位，对入学的五年级学生进行军训。每逢赶集日，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大口子、土洞洞等人流集中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慰劳伤兵》《游击队歌》《铁血歌》等抗日歌曲，演出《夫妇智毒日本兵》《断烟救国》等街头剧，发动各族人民支援抗日。

受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书记李浩然（吴懋德）秘密派遣，任灿光以国民党云南省财政厅委任的蒙姑税务分局会计员并兼任蒙姑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巧家蒙姑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在蒙姑小学和税务分局组织开展“读书会”，传阅《新生》《南方》等进步书刊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作品，并指导排演抗日街头剧。在他的努力下，巧家蒙姑抗敌后援会得以成立。同时，巧家、盐津、彝良、绥江等县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旨在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组织募捐，宣传抗日救国。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昭通地区共征兵31355人奔赴前线。其中，滇军第60军、58军中有记载的昭通籍阵亡将士达3477人。八路军东进独立旅交际科长、郓东办事处主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孙承光，在反日寇扫荡时为国捐躯；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罗炳辉、罗占云指挥千军万马，与日伪军作战，立下汗马功劳。为支援前线抗战，1943年，昭通合计制作劳军鞋袜1.4398万双，捐献马匹380匹；昭通县民众捐献国币214.262万元、旧币1.4万元，这些凝聚着昭通人民赤子之心的物品和资金，均被及时送往抗日前线。

昭通“讨汪”大会和抗日学生运动。昭通抗日学生运动的兴起，震动了全省，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惊呼：“昭通学潮为全省之最。” 1939年9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恢复重建1930年被迫停止活动的昭通地方党组织，派遣隐蔽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的省工委委员费炳，以“合法”身份到昭通招收学员，首先接上王飞鹏（王正昌，国民党滇黔绥署护卫独立大队龙绳祖部政治处指导员）、马冰清（王飞鹏爱人）的组织关系，先后介绍吕耘艺、李立昆、李德仁（李祥荣）入党，随后，费炳、吕耘艺介绍傅发聪、吕茂林、陈靖德、林安徽加入共青团。恢复重建后的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表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组织发动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

1940年3月30日，已公开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亲日的“汪伪国民政府”，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声讨。在中共昭通中学支部、中共昭通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以昭通中学为核心，组织全县数千名中小学师生召开全县性讨伐汪精卫大会。“讨汪”大会不仅严厉谴责汪精卫及其亲日派的卖国行为，还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

在抗日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中共昭通中学支部书记、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书记李德仁，在昭通中学组织“秘密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李德仁、朱君和、吕茂林、李长猛、蒋永尊、傅发焜、陈靖德、林安徽、陆宗棠、李兴中等人。读书会在讨论问题时，指定中心发言人，大家补充。发言的题目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常阅读《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待人接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进步书刊，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

为占领舆论阵地，昭通中学的壁报办得有声有色，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及时报道全国抗战形势；二是开辟“陕北来鸿”专栏，经常刊登奔赴延安的昭通中学教师李子坚的来信。李立昆以尚武小学校长的身份，创办了《昭通周报》，着重报道抗日救亡情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李立昆、张伯林、杨霖、谢敏等组织读书会，创办《世界语》刊物；朱君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滇东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有效阻止了反动言论的传播。

昭通庆祝柏林解放。1945年5月3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消息传到昭通，中共昭通中心县委和在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的中共党员商议，决定在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时热烈庆祝苏军攻克柏林，《云南日报·昭通版》出号外。中共党员、《云南日报·昭通版》编辑吴宗遥和昭通中学高中12班进步学生孔繁林、王钦泰等研究起草《昭通庆祝柏林解放大会宣言》，并拟定宣传口号。

在中共党员、昭通中学高12班班主任傅发聪的指导下，以该班“秘密读书会”为核心，由昭通中学学生自治会出面，联合昭通女子中学、明诚中学、县中等校的师生及各界人士1000 余人，在德育女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昭通各界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柏林”庆祝大会。上午11 时许，大会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开幕。大会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会上还分发了庆祝柏林解放的宣言和口号。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沿途群众振臂高呼“柏林解放是民主阵营的胜利”“柏林解放是世界和平的先声”“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要求政府给人民集会、言论、身体自由”“要求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在当晚的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傅发聪深入阐述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及青年的任务，宣传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的中共党员、总编辑马仲明，编辑张伯林等人分别在会上作讲话。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庆祝活动中，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的职工积极支持和参加活动，免费印制宣言和口号。庆祝活动结束后，王钦泰、王孝礼等人将昭通中学各班捐献用剩的经费，购买了几十本进步书籍，贴上宣言，交由学校图书馆保存。此次庆祝活动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昭通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获得了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和拥护。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5月23日第二版报道了《昭通学生大游行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热烈庆祝苏军攻克柏林》的消息。

昭通欢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昭通。此时的昭通中学已经放暑假，但仍有部分学生留校，在高12班“秘密读书会”成员的带领下，学生们连夜写好标语口号，天刚亮就上街张贴，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天，昭通城锣鼓喧天，大街小巷彩旗飘舞，陡街、西街的许多商店纷纷进行商品大减价，昭通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昭通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期盼着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积极准备内战，把中国再度推向战火之中，在中共昭通中心县委组织领导下，一场“反内战、争民主、迎解放”的学生运动，在昭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昭通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翟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