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昭通——望帝杜宇的故乡

近期因工作需要，我常常近距离地与昭通古城内的民众接触、访谈，当谈到昭通在古代曾称朱提的话题时，很多民众或没听说过，或说不知道；对杜宇是从朱提北上入蜀为王这一事件更是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将朱提及杜宇相关史料进行梳理，结合国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昭通是望帝杜宇的故乡这一话题溯源，期冀能对解读昭通古城的历史有所裨益。

关于朱提，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说，夷语“朱提”即银，古人以银之民族本语为其地区之名也，其后内地亦称银为朱提。也就是说，朱提是一个产银的地方，“朱提”既是银的代名词，又是“银之民族”居住的城市名。汉武帝经略西南时，置犍为郡，朱提县即以“银之民族”本语“朱提”为其地区之名。位于今昭阳区飞机场旁的朱提故城遗址考古发现，朱提城是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的最早的城市。查阅史书我们知道，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朱提县始一直到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的760年间，朱提或为县名或郡名，不同时期，朱提县（郡）隶属和领属关系时有变化，但“治”之所在的今昭通作为朱提一地之行政中心的地位始终未变。

建初八年朱提造作铜釜

朱提银矿最早于何时开采，载籍无考，但西汉晚期，朱提银矿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银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银的成色极好，作价比其他地方所产银更高。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官定银货与钱货比值是“朱提银八两为一流，流值一千五百八十，他银流值一千”。从此汉语“朱提”一词成为白银的代名词。

除了银以外，《汉书·地理志》还记载：“朱提，山出银铜。”说明汉代朱提县除银矿以外，铜矿亦作为国家重要资源早已纳入王朝管理。

 昭通洒渔发现的朱提银块

汉代以前朱提铜矿的开发和利用，史书没有记载，只能仰仗考古发现和冶金史研究来解密。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冶金史研究专家运用同位素质谱技术对商朝妇好墓中发现的一些铜器进行检测，发现了比值很低的异常铅，这类比值很低的异常铅分布于云南巧家、永善、新平、元谋等地，而以永善、巧家的铅同位素比值最低，这类低比值异常铅在中国其他地方未见，因此冶金史专家认为它可以作为云南某些矿山的示踪“指纹”来推断某些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而云南离四川最近的区域就是滇东北的昭通地区。因此推断商朝妇好墓内随葬的含有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的铜器和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同类铜器，其矿料应该是来源于昭通地区。这样一来，昭通境内的铜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为古蜀发现、利用，甚至将其远距离运输至中原供商王朝使用也就可以理解了。也就是说，最迟于商朝晚期，就有专门的交通路线远距离运输今昭通境内的铜矿北上古蜀。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处于南方丝绸之路要冲的昭通，早在3000年前就与外界尤其是古蜀联系频繁。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象牙、三星堆出土的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说明，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与古蜀毗邻且处于“蜀身毒道”要冲的朱提极有可能因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成为古蜀开发或控制的重要区域。同时，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址（距今3100年）出土的以大单耳陶罐、大双耳陶罐和长流器为代表的文物，显示其受到来自中原和西北甘青地区文化的影响；巧家小东门和段家坪子墓葬（时代为商末周初）随葬大量的海贝；昭通洒渔营盘乙区墓葬出土了一批古蜀文化特点浓郁的青铜器，距今约2800年。昭通境内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商代中晚期经过昭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五尺道已经开通。

五尺道

杜宇是古史传说中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的第四代蜀王，号“望帝”，在巴蜀地区被奉为“农神之主”，民间有杜宇死后“化为子鹃鸟”的传说。读《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我们知道，朱提与杜宇息息相关：《蜀王本纪》说“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这是史书记载的杜宇功绩，除去其“天降”的神话色彩，两部史书的记载表明杜宇及妻均不是古蜀人，学者研究认为杜宇就是朱提人，换句话说，今昭通就是杜宇的故乡。

由于史书记载有限，关于杜宇的情况，更多地需要从考古材料的分析入手。在三星堆、金沙、宝墩等古蜀重要文明遗址发现之前，有关蚕丛纵目、鱼凫成神、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的生动传说，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是历史。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原有观点，为寻找消失几千年的古蜀王国提供了实证，亦为商周时期古蜀与朱提发生关联提供了考古证据。也可以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把神话变成历史的过程。四川学者根据考古资料研究认为，成都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晚于三星堆的政治中心，其主人极有可能就是杜宇，这与学者研究杜宇执政时间大约在西周时期也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推断商周时期由于朱提银矿的开发和利用，朱提作为银之民族的代名词早为古蜀和中原知晓。

五尺道上的马蹄印

杜宇入蜀称王是一件大事，即便他是带领整个部族入蜀，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作支撑，是不足以推翻古蜀王鱼凫氏的统治而自立为蜀王建立杜宇王朝的。关于这一点，任乃强先生在对《华阳国志》作校注时说，杜宇本非成都平原所生，为“天降”，能开辟朱提银矿，资其利而富强。“女子”喻其可爱，云从“江源井中出”者，故喻其源流之盛，有如天井……意谓杜宇以银与中原市场，大兴汶山牧业与朱提矿业、成都农业三者结合发展，故能骤至富强也。任先生的考证说明杜宇及其部族与银矿、市场密切关联，作为具有强大经济背景与市场意识的银铜民族首领入蜀称王也就顺理成章了。昭通已故学者曹寅葵先生认为杜宇为蜀王的事与朱提的经济发展有关。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排除神话因素，杜宇是生于朱提不同凡响的部族首领，到了蜀地后，教民务农，得到蜀民的爱戴，以至“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从这个视角我们可推测至迟于杜宇时代，朱提境内的矿产资源已经得到开发并通过银铜矿业与古蜀及更远的中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杜宇能入蜀称王，其故乡朱提的银铜矿产资源为其奠定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

《华阳国志》有杜宇教民务农的记载，为什么又说他是银铜民族的首领呢？传统观点认为，杜宇时代的朱提之农耕优于蜀地的“鱼凫氏”之渔猎，而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则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成都平原已有水稻种植，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菽、黍、稷等农作物。如果认为杜宇入蜀，从朱提把栽培水稻及其种植技术传播引入，可能属时差上的一种误读，但与杜宇任蜀王后大力发展蜀地农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以及他死后化作杜鹃鸟，飞到田间哀声鸣叫，仍然教导百姓勤于耕种等传说不相矛盾。

作为银铜民族的首领，杜宇和他的部族披荆斩棘，走出朱提入蜀称王的功绩，开启了昭通古代与古蜀及中原联系的大门，商周时期朱提银铜矿产的开发和利用孕育朱提文化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汉以后朱提760年的辉煌历史。对于今天的昭通来说，虽然遥远却是从未疏离的真切存在，是永存于心底的生命情结，并继续融入新时代文化之中谱写着时代的新篇章。

作者：丁长芬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