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话昭通”征文作品选（4）｜艰苦卓绝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及其云南游击支队（翟昭明）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决定在四川宜宾、泸州渡过金沙江，开辟川西革命根据地。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南和金沙江沿岸布下数十万重兵，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这一狭长地带。面对十分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立即调整战略方针，改变行军线路，一渡赤水，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战术部署，其中一项，就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及其组织发展起来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川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在川滇黔边区开辟了近30个县10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交给的艰巨任务。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慷慨悲壮，坚持革命武装达12年之久。

一、周恩来宣布中共川南特委成立

扎西镇是云南威信县城所在地，地处川滇黔边区，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在国民党统治下，扎西街道宽不过三五米，“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连一条像样的马帮道路也没有，集镇只有几家冷冷清清的铁匠铺，300来户人家住的基本都是又矮又黑的茅草房。

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扎西，也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扎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出“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从中央红军野战部队和总部机关中，通过宣传和选拔游击队员在地方活动。游击队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川南特委（后改番号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简称“特委”），军事机构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纵队”）。

中央红军的战略调整和新的行军路线令国民党蒋介石捉摸不定，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还将北渡长江，就再次对各路敌军进行调整部暑，重编序列，令其在贵州的中央军和黔军、滇军编成湘鄂川黔边区“剿匪”第二路军，与川南“剿总”统受重庆行营参谋团节制；委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黔滇绥靖公署主任、滇军首领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操纵内线作战的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4个师、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4个师、第三纵队司令孙渡4个旅、第四纵队司令王家烈5个师，下令在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对中央红军形成新的包围。

龙云于2月6日向全国发表“谬膺重寄”就职通电，发出《作战方略电令》，令滇军孙渡率第一、二、三、五、七、九共6个旅14个团，配备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三国购置的新式武器装备，入黔进滇境镇雄、威信堵截红军，防止红军深入云南腹地，企图配合蒋介石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川滇黔边境地带。

几十万敌军气势汹汹大举向中央红军扑来，中央红军决定集结扎西镇至大河滩一线及其附近准备作战：红一军团主力由洛亥南下向扎西地区集结；红三军团主力由长官司、高田经罗布坝、小坝向扎西靠近；红九军团经石龙西进，以两个团驻大河滩，另一个团开至院子担任侦察、警戒大湾子敌人的任务；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由院子、大河滩北进，都以扎西为集中目的地。

在此严峻的时刻， 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镇禹王宫召开留下来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红军指战员动员会，对特委、纵队工作进行部署。

1、1935年2月10日，中共川南特委在威信县扎西镇禹王宫诞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站在二楼的台子上，向台下和二楼楼道上站满的100多名红军指战员作动员讲话，传达扎西会议作出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宣布中共川南特委组成人员。

这个禹王宫，是一个两层木质建筑物，中间有一个天井，一道楼梯把一二楼连通，正门正对扎西老街的交叉路口，后门连通江西会馆。江西会馆、禹王宫都是扎西镇最好的建筑，是当地经商、集会的好去处。

周恩来面容消瘦，声音有些嘶哑：“同志们，苏维埃的革命战士们，党中央根据目前的严峻形势，在扎西召开了重要会议，作出了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央和军委从总部机关和野战部队抽调一批能吃苦、能战斗、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指战员留下来打游击，主要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员；三是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这个任务十分光荣和艰巨，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高兴兴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周恩来的右拳用力地向前扬了扬：“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不会有出路，我们的民族也就没有希望。抗日救国的宣言已经发出，要树立长期同敌人作战的思想。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不去抗日，要打内战，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可是，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党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员要安置，部队要轻装，干部充实到连队。”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留下来的指战员在川滇黔边区扎下根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创新苏区。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分开只是暂时的，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也搞起来了，革命力量就大了。”

周恩来讲完，庄严地站起来，向在场的指战员行了个军礼。这一敬，包含着党中央、中革军委给指战员们的千斤重担；这一敬，包含着周恩来的叮咛嘱托；这一敬，包含着对离别后重逢的期盼。

周恩来站在国家安危、民族兴旺的高度，讲情说理，深深打动了红军指战员的心扉，原来不想留下来打游击，只想跟随主力红军作战的思想被融化了。顷刻间，肃静的会场响起坚定和震耳欲聋的声音：“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坚决服从党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安下心来，扎下根来，坚持斗争，坚决完成任务！”这声音一阵高过一阵，这声音直插云霄，久久回荡在扎西上空。

会上，周恩来宣布中共川南特委成立，并代表党中央宣布特委组成人员：由红三军团5师政委徐策，红军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夏才曦，中共四川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组成川南特委，由徐策任特委书记，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

中共川南特委诞生后，直属中央领导，特委负责领导红军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地方工作。

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叙永游击队会合

1935年2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扎西“回兵黔北”。新组建的中共川南特委班子成员及100余名红军指战员，与中央红军打后卫的红五、红九军团指战员，行至威信石坎子，中革军委抽调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干部连、一个警卫通信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修枪工人前来报到，纵队有400余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了四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中革军委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加入纵队。

特委在石坎子街后面的扎西河河滩上，召开了特委、纵队全体人员大会。徐策、余泽鸿讲了话，号召从各军团、红军总部抽调出来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在川滇黔边区迅速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消灭国民党地霸武装，建立政权，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

特委、纵队到达川南叙永县四合头，与党领导的叙永特区游击队200余人会合，转入五龙山区，特委召开合编后的首次大会，徐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明确纵队的性质和作用，他说：“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是为工人、农民打天下的革命武装。我们受中央之命，要在这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创建新苏区，在川滇黔边区扎下根来。”

徐策宣布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川南游击纵队的建制和领导人员的任命。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5个大队。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地方工作团。司令员由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员由红三军团6师参谋长曾春鉴担任，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由红军新编师长刘干臣担任，供给处长由红军总部第4局供给处干部杨德胜担任，地方工作团主任由红军干部张梅凤担任，特派员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驻通信学校特派员龙厚生担任，司令部指导员由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李桂英（女,又名李桂洪）担任，司令部秘书由中央妇女部秘书阚思颖（女，又名甘棠）担任。一、二、五大队长由红军干部担任，三、四大队长由叙永特区游击队领导担任。大队设指导员，由红军派员担任。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红星报》报道了川南游击纵队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织打游击的消息:“四川叙永县黄泥嘴一带，去年8月中生长一支抗捐游击队，正因为四川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所以远近各处的劳苦群众，纷纷响应起来组织农会和加入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抗交捐税和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中央红军到了云、贵、川边区，他们更加兴奋起来。即在和我们取得联络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这支游击队，毫无疑义地将成为赤化云、贵、川边的生力军。”

4、1935年2月第九期《红星报》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奋斗》

三、特委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人民政权，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为加强纵队党的领导，特委在威信、镇雄、彝良多次召开会议，在纵队建立一个党总支、5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拥有党员100多人、共青团员70多人；建立健全第一、二、三届特委，作出适应形势发展的诸多决定；派出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在威信、镇雄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高田区委、中共铧咀（马家坝）、罗布坳、簸箕坝、斑鸠沟、扎西、郭家坟、罗坎党支部和镇雄母享游击队党支部。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派到“抗日救国军”三支队中的党员在镇雄建立了党支部，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还建立了中共滇东北特区区委。

特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结合川滇黔边区实际，研究颁发了《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12条，指出灾难深重和贫困落后的社会根源，强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才能获得彻底解放。特委和滇东北特区区委在威信县创建了苏维埃人民政权铧咀、长官司、罗布、水田、麟凤、安尾坝、半河、石坎、院子、郭家坟10个乡的革命委员会和滇东北特区。

特委、纵队及其云南游击支队，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改造国民党基层政权，将威信县政府、部分乡和镇雄县辖的23个区乡镇改造成“白皮红心”政府或“两面政府”。苏维埃人民政权建立起来后，数千劳苦大众纷纷起来参加农会、赤卫队等苏维埃群众组织，抗租抗税，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霸财物，加上“白皮红心”和“两面政府”中的中共党员、革命人士、统战对象的积极努力，威信、镇雄的革命潮流不断高涨，连国民党云南省禁烟局也称，“滇东北所欠烟税为数之巨，不独为全省之冠，实属吓人所闻”。

游击队员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为部队筹粮和渡船、当向导，保护伤病员，与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沿途各地一两千青年参加游击队伍。苏维埃政权组织为队伍提供了粮食、情报、日用品，保护了许多队员，将纵队干部邝善云、陈兴才等送到延安，投入到党的怀抱，游击区迅速扩大到川滇黔三省的近30个县。纵队也从诞生时的400余人发展到1000多人，《红星报》报道了游击纵队接连打下两个胜仗，半个月扩大三倍的胜利消息。

红军纵队及其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抗日救国军”三支队、红军母享游击队、红军大湾子游击队在昭通的威信、镇雄、彝良成立，拥有数千人革命武装，坚持在三县和川滇黔边区发动武装、打富济贫，组织暴动，威震川滇黔边区。

四、女红军战士李桂英、阚思颖留下来加入纵队

在川南叙永县四合头，纵队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后，即将告别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入五龙山区打游击。生死相随、并肩作战的战友就要分别了，难分难舍的心情涌上心头。面对生死都不曾落泪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噙着泪花、脸庞充满坚强。

“别难过，我们还会回来的！”红军总部一位首长给纵队指战员讲了话，要求指战员发扬红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赤化云贵川，创建川滇黔苏区革命根据地。

“坚决服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决定，在川滇黔边区扎下根，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是纵队指战员最响亮的回答。

纵队里有一对红军夫妻，丈夫是中共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妻子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李桂英。夫妻二人站在一起，看见逐渐消失在崇山峻岭里的主力部队身影，内心思潮翻滚。谁不想跟随主力红军回兵黔北？这位从江西参加红军的女战士，强忍着眼泪。

李桂英，1907年3月出生，江西省寻乌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委妇女部长和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长征时任中央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李桂英任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等职。

二人是1932年经组织批准结婚的，婚后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平时很少能见着面。从1934年10月长征，直到1935年1月到达遵义时，他们才好不容易见了面。扎西会议后，他们俩又同时留在了川滇黔边区，参加创造新苏区根据地，面对更加残酷的游击斗争。

他们时刻牢记周恩来副主席宣布特委成立时的教诲和总部首长的指示，相互勉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战斗！而且要高高兴兴地、出色地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李桂洪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主力转移一个月以后，他们在四川兴文县大石盘被川军包围，战斗中她亲眼目睹丈夫戴元怀中弹倒下，壮烈牺牲。在孤立无助的游击战中，李桂洪和时任特委书记的余泽鸿结识并组成革命家庭，同样的信仰，成为两个人最好的纽带。1936年2月，李桂洪在四川长宁余泽鸿的家里产下一子。3天以后，因为战事吃紧，她离开了襁褓中的婴儿，回到纵队，才知道丈夫余泽鸿已于两月前的战斗中牺牲。

戴元怀，1909年出生于江西省今太和县，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青年工作部长、中共粤赣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任会昌县扩红队长，作战中英勇机智顽强，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表扬。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屡立战功，后任粤赣省战地委员会主席、红八军团民运部长。1935年2月，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组建中共川南特委，任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余泽鸿，1903年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后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闽浙赣省委委员、彭湃县城防司令。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等职。1935年2月，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历任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特委书记、纵队政委等职。

纵队里，还有一位川南籍的红军女战士阚思颖。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3名女战士留在长征途中。除她们两人外，另一名女红军战士谢小梅与丈夫罗明留在贵州搞地方工作。其他27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

阚思颖，四川省南溪人，1910年9月22日出生。1924年入叙府女子中学读书，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到重庆中法大学读书。1927年夏由重庆经武汉到上海，入上海文治大学学习，任校中共党支部书记。1928年在中共中央特科担任交通员。1930年至1932年在中央苏区党的交通总站任秘书。1933年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到苏区中央局妇女部任秘书。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当科员。1935年2月奉命到新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工作，任宣传队队长、司令部指导员兼组织部干事、党总支书记和秘书等职。

7、阚思颖（甘棠)

在距离延安千里之遥的川滇黔边区，李桂英、阚思颖和纵队指战员一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受冻。既要与敌军周旋、作战，特别又要做好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阚思颖是川南大户人家的闺女，写得一手好字，对川滇黔边区的民风习俗很是了解，她的川音与川滇黔边区的“三川半”口音十分相似。她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每到一处，就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宣传党的主张，激发群众革命热情。鞋穿烂了，就用旧布缠住脚板行军，脚底打起一个又一个血泡，忍痛咬着牙齿赶路。行军途中跌了无数跤，从不吭一声，爬起来又走。衣服单薄不畏冷，肚子饥了不叫饿，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战斗。

她们入微细致的宣传工作，感染、影响、教育了当地群众，老百姓很信任她们，纷纷把孩子抱来请她们拴红绳，和她们结干亲，在威信她们一共收了70多个干儿子干女儿。

在革命形势开始好转时，敌人加大了“清剿”力度，纵队首任司令员王逸涛叛变。王逸涛原是四川省叙永特区游击队长，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中革军委成立“川南游击纵队”，他被任命为司令员。叙永解放后，他继续与人民为敌，成了匪首，带领土匪杀害100多名干部群众，遭打击后隐藏民间，1952年2月被捕后公审枪决。

王逸涛持蒋介石对他“川南招抚特派员”的委任状，组织“别动队”，四处搜集“纵队”情报，捕杀隐藏的纵队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党的秘密据点遭到破坏，交通员被敌捕杀。

就在敌人以为纵队力量已被消减的时候，一条标语赫然出现在国统区，“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这一条标语意味着红军纵队仍然在行动在战斗，敌人更加疯狂地搜剿纵队队员。

1936年11月26日，纵队从川滇黔边区的大雪山转移到达滇境威信、镇雄交界的野腊溪。纵队指战员一天水米未进，十分疲劳。就在大家以为已经摆脱敌人的追击正烧水做饭时，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包围了纵队。李桂英和阚思颖正在洗脚，连鞋都没有穿好，就仓促上阵。刚冲到门外的竹林里，阚思颖的脚被戮伤，敌人蜂拥扑来，她俩突围受挫，不幸被捕。

二人被敌人连夜押解到威信县扎西镇，国民党昭通驻军首领安恩溥听说俘虏了两个女红军，下令速将二人押送昭通。安恩溥亲自出面审问，要她们供出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的联络员、关系户，但二人审慎而灵活地与敌周旋，丝毫没有泄露秘密。敌人没有办法，给她俩扣上一顶“红军宣传员”的帽子监禁起来。

在延安，党组织十分思念失去联系的游击纵队的同志，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组织要设法找到李桂英、阚思颖。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二人获保释。阚思颖冲破父亲的阻挠，辗转到达延安。到达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时，26岁的李桂英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尽情地向周恩来、邓颖超倾诉着红军游击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周恩来感动地说：“你们虽然没有走到延安，但你们走得比我们更艰难呀！”邓颖超说：“战斗太频繁残酷，难以扎下去，拖得太久了，烈士精神永存，将鼓舞人民继续前进。”

 五、英勇顽强的红军游击纵队

（昭通日报社通讯员 翟昭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