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徐兴正:界限

 读新闻 2020-07-29 15:36  来源:昭通日报


徐兴正:1976年出生于云南省鲁甸县乐红镇乐红村徐家寨。1999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今昭通学院)中文系。写作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在《滇池》《山花》《边疆文学》《大家》《散文》《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刊发表作品。2007年在昭通参与创办同仁文学杂志《小地方》。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居昆明。

可以肯定,徐家寨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

这有什么依据呢?

徐家寨确实没有被世界孤立,它与外部构成了一个整体。外部世界本来是无限的,但从徐家寨的角度看,它有边界。这个边界,就像抛物线,当然不规则,看起来,这里按下去,那里翘起来。徐家寨下方和斜下方的抛物线开口向上,上方和斜上方的抛物线开口向下,左右两方的抛物线开口分别向右向左。这样,就将它闭合起来了。不过,徐家寨并不在四周抛物线围成的正中,而在左下方,差不多是末端位置了。这个整体一动不动,似乎属于静止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曾经一定处于被抛掷状态。在被抛掷过程中,边缘不是那么沉重,甚至有些轻飘,产生的气流,也就是风,反过来作用于这些部分,它们就被摊薄,而且发生不同程度倾斜,形成一面又一面陡坡,这些陡坡又被扯开,但尚未断裂,所以陡坡总是相连,之间的联系无论多么松散,也不过相隔一两个悬崖。而末端那部分,则非常沉重,根本克服不了地球引力,加之抛掷轨迹带来惯性,不由得生发出一股内力,虎虎生风,仿佛要扬弃自我,正当此时,边缘部分被摊薄、扯开的外力也传递进来,两股力量碰撞牵掣,将一面又一面陡坡,硬生生挤压、扭曲成一个又一个山冈。而这样的碰撞牵掣,造成离心力,晃荡之中,险些将这个部分甩了出去。正是这一甩,致使这个部分反而获得一个安全弧度,即使斜上方陡坡上山石崩溃、泥土垮塌,也不至于被冲击到,而斜下方,斜度舒缓,人畜皆不易发生滚坡。是时候了,世界就静止下来。这个末端,一个又一个山冈错落叠加,世界留出了可依附的皱褶,还保持了斜向上的趋势,徐家寨得以在此诞生。

这个世界为什么曾被抛掷?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在运动中产生形变,又恰到好处地静止下来呢?在徐家寨就能看到边界,说明这个世界太小了,小得可怜。而末端的徐家寨,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毕竟像是一个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况且确实繁衍生息了一个族群,可以说,这已经足够仁慈了。

或许,只是因为徐家寨这个地方孤悬世外,才会给人一种它曾经被抛掷的印象吧。不过,说是孤悬世外也不一定对。其实,它处于这个世界左下方,末端,又低矮,又狭小。留给人的印象,说是陷落,或许更合适吧。孤悬也好,陷落也好,这种印象不是外人的,外人很少到这里来,来了也不太可能观察到这一点。也不是村民的,他们在这里出生、终老,有人去过一些地方再回来,似乎从不会关心脚下的土地。甚至只是我一个人的,与其他村民不同,我离开了,只是偶尔回去一下,反而更有记忆、联想和印象,只是说,我的记忆未免纷繁复杂,联想过于天马行空,印象也太荒诞不经。

我之所以会这样,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作用于我,与作用于外人,作用于其他村民,是有差别的。这个世界没有让外人居住、生活在徐家寨,也没有让其他村民离开这里,因此,外人完全没有必要仔细观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其他村民无论对这个地方印象如何都没有用。离开徐家寨,是我得到的恩惠。这个世界降临在我身上的恩惠之难得,之盛大,恐怕不亚于徐家寨得以诞生的仁慈吧。

而从我的角度看,也有个人因素。在徐家寨看到外部世界,它的边界让我联想到抛物线,并由抛物线联想到这个整体被抛掷、产生形变、静止下来等等,是因为我上过高中,学习过数学、物理、地理,阅读过科幻小说。在我的想象里,它的出现,犹如天体,只是说,忝列于浩瀚宇宙,这个天体之小,之轻,与一粒尘埃无异。其他村民几乎没上过什么学,他们就没有这样展开想象的可能。

作为外人,我的大学老师、小说家杨昭到过徐家寨一次。那一次和杨昭一起的,还有我的前同事、朋友、诗人沈沉,以及我的大学同学、朋友段正春,他被杨昭对应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沈沉曾经从县城送我回去,接我回县城,多次到过徐家寨,有时候还是夜里驾车。这次,沈沉在清晨拍过徐家寨几张照片,一张是拔节生长的蚕豆苗,另一张是正在凋谢的豌豆花,还有一张是我披麻戴孝的背影,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来,写了一句话:“牛栏江峡谷里的春天,朋友徐兴正母亲的葬礼。”我差不多一周以后,返回昆明途经县城时,才看这条微信。母亲罹患不治之症,病重,只得送她回到离开过三四年时间的徐家寨。在凌晨赶到,当天深夜即离世。母亲离世带给我无尽悲伤,依照习俗、礼仪和禁忌举行葬礼,又让我不堪疲惫。在这悲伤、疲惫之中,我其实最大限度忽视了徐家寨,自己身处何地,也就没去多想。我那时看到沈沉拍下的照片,蚕豆苗、豌豆花,还有我自己,都依附于徐家寨,为它所供养和接纳,不禁感到愧疚。他那句话中写到的牛栏江,是金沙江在昭通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而金沙江流至四川与岷江汇合,开始改称长江,徐家寨一直把牛栏江叫“大河”,这条大河始终在边界之外,只有走出徐家寨,才能看到它。他一句话,将蚕豆苗生长、豌豆花开的徐家寨纳入牛栏江峡谷,等于拓展了徐家寨边界,变大了它的外部世界。他这样,并无以此宽慰我的用意,只是从他的角度看,徐家寨确实处于牛栏江峡谷之中。就像我的角度来自徐家寨一样,他这个角度也是故乡给他的。他的故乡虽是丘陵地形,但毕竟地处昭鲁坝子,而昭鲁坝子又是云南第四大坝子,并且家门口就有一条河流。置身昭鲁坝子,看不到边界,世界是真的大。段正春也来自昭鲁坝子,他的故乡,与沈沉的故乡之间,如果典籍文献记载算数的话,古代横着一个名为“千顷池”的湖泊,连着一条名叫“昭鲁河”的河流,多少年间,湖泊烟波浩渺,河流流水汤汤。千顷池消失,昭鲁河枯竭之后,昭鲁坝子依然是昭通最适宜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个县城,散落着若干个乡镇、无数个村子。我与段正春的交谊,充满兄弟情感,他前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几度大哭,用泪水浸泡过徐家寨。我的心疼,又因此多出了一份。

这些年,杨昭一直将他的学生段正春对应为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去过徐家寨之后,杨昭也将我的故乡对应为拉丁美洲作家笔下的世界。他发现,徐家寨几乎就是胡安·鲁尔福在那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平原》里描述过的地方,简直就是其中那篇《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里“土地”的翻版。小说中那片土地,要从清晨一直走到下午大概四点钟才能抵达,一路上听得到狗叫、看得到母鸡,到了目的地,天空中忽然落下一滴雨水,只见地面上砸起一团尘土,是在墨西哥平原上。位于中国山区的徐家寨,去往地块之遥远,与墨西哥那片土地无异,但这里的土地,每一块都只有一张药膏那么大,贴紧在斜坡上、悬崖边,在地里刨土豆都得小心翼翼,土豆刨出来,必须随即放进背篓,因为那样的坡度,任何一颗土豆都停留不稳。徐家寨所在地,本来坡度已经属于安全范围,但也让他胆战心惊,唯恐摔下去,就会滚到牛栏江边。仓皇之中,他也采取了沈沉的“角度”,将徐家寨放大到牛栏江峡谷。承认徐家寨与墨西哥平原还是不太一样之后,他退一步讲,认为即使不是那片被一滴雨砸出一个坑的土地的翻版,也是阿斯图里亚斯在长篇小说《玉米人》里写到的危地马拉山区的翻版。不过,较之于徐家寨、与之连为一个整体的外部世界,小说中的危地马拉山区,毕竟有一种辽阔(哪怕是一种被打了折扣的辽阔),并且还可以大面积烧荒种玉米啊。

我明白,杨昭这样的对应,对段正春是出于爱惜,对我则是出于怜悯。将徐家寨对应为拉丁美洲作家笔下的世界,对应为《燃烧的平原》《玉米人》中的场景,本质上是将现实文学化,以减轻我的苦楚。然而苦楚还在那里,并不能真正减轻,顶多可以借助文学来分担。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苦楚。

徐家寨,我只是观察它,想象它,体认它,当我意识到,它竟然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但又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时,已经得到了极大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它究竟有多大?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可能。世界的可能,不管小到何种地步,也不管被分成多少份,总有一份,哪怕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份,毕竟属于徐家寨。有了这一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绝望了。而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则意味着安全。世界充满危险,徐家寨周边的土地上就发生过不计其数人畜坠崖、被滚石击中的不幸事件,而与徐家寨相隔不远的房舍、村落,也有被滑坡体掩埋和泥石流卷走的。徐家寨这个地形和地势,一直受到庇护,并没有杨昭眼里的陡峭,也没有被滚石击中的凶险。

所以,我甚至一点也不能觉得苦楚。

然而,徐家寨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并不清晰,我个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界限肯定存在,但它究竟在哪里,是谁划分出来的,未必一目了然,更不可能实地踏勘。有时候,我愿意将界限缩得很小,小到徐家寨这个村落,小到我家、伯父家、姑妈家这座共同院落,小到我家这间房子,小到房子里这个堂屋,小到堂屋里这口火塘。世界这么小,越小越安全啊。有时候,我又愿意将界限放得很大,大大逾越徐家寨本身,向四周延伸,完全不知所终,以至于无边无际。世界这么大,越大越有可能啊。

但这也给我造成困境:究竟是要不遗余力守住界限呢,还是不顾一切突破它?

实际上,界限不但存在于徐家寨与外部世界之间,它也存在于一个人的生死之间。

生死界限,我是在母亲临终的眼里看到的。

母亲不治之症确诊以后,我向她隐瞒病情,而服用的靶向药物也一度缓解了她的疼痛,她不但留念眼前的生活,而且开始向往未来的日子。母亲一字不识,所知甚少,理解不了超出认知能力的事物,但她相信神灵,也相信善和爱,还相信一天一片易瑞沙,在本已极其艰难的几个月时间里,从未考虑过死亡。母亲在徐家寨劳作一生,那些年,她考虑得最多的事情,都是临近的事情,比如,吃过晚饭,入睡时,考虑的是半夜起床,生火煮熟大锅里的糖浆子,磨好麦芽,点清糖浆子,过滤,得到一锅糖水,天快亮了,接下来,差不多用整个白天,熬制成麦芽糖,第二天由父亲背到集镇上去零卖,挣钱供我上学,稍微远一些的事情,她几乎从来不去多想。这次,母亲一定是没听到死神的脚步声,对已经临近她的死亡,也不去考虑。直到病情急转直下,我不得已对母亲说出实情,当即护送她赶回徐家寨。在救护车上,母亲打着安眠点滴,途中偶尔醒来,那时,她考虑过,自己平时晕车厉害,这次为什么反而不怎么晕车了呢?徐家寨越来越近,母亲考虑的是这个她过了一辈子的地方。从公路到家里有一段距离,用担架抬着母亲行走时,我跟随担架一旁照顾她,她的手冰凉,我一路上用手捂着,却怎么也捂不热,她之前打点滴留下的针眼疏忽了按压,血液顺着手腕流到我的手掌,我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察觉到了,愧疚得失声大哭,她大概是要安慰我,却一时无力睁开眼睛,看到她用力挣扎,我立即止住哭声。母亲终于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耗尽了余生之力,她又闭上了眼睛。母亲看到了什么呢?她一定看到了我,同时也可能看到了影影绰绰、晃晃荡荡的徐家寨。但母亲一定不会看到死亡,她不相信死亡会来得那么快。那是凌晨。当天深夜,母亲就离世了。那个白天,原本是母亲最后的期限,但回光返照,她感到好些了,有一点精神了,还考虑到:只差三天就过大年了。一直到弥留之际,母亲都没有昏迷,意识始终清醒,疼痛、窒息让她陷入恐惧,感到绝望,临终时再没有睁开眼睛。我后来追思母亲,将她躺在担架上安慰我的那一眼,视为临终的眼。在临终的眼里,我看到了母亲对我的心疼,不舍,还有慈悲。在临终的眼里,我也看到了母亲的生死界限,如果无限放大,就像是晨昏线,本身清晰可辨,但被它一分为二的世界却模糊混沌。

母亲墓地位于徐家寨末端,一个靠近抛物线弧形的山冈上。这段抛物线开口向右,也就是说,这个山冈在徐家寨左边,下端的左边。数十年以前,祖辈墓地大多选在距徐家寨二三十里的高山上,在那里,斜坡变得舒缓,视线可达五六十里,看得到层层叠叠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脊,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此外还有一个好处,毕竟远离房舍,不会出现鸡叫和犬吠,得以保持死亡的寂静,让逝者安息。那时候,村民去不了任何地方,一直居住、生活在寨里,遇到丧葬,从四面八方赶来,动辄有一两百青壮年,四人抬杠,多人扶棺,轮换几十次,将逝者抬上高山。这些年,寨里空虚,青壮年大都外出淘生活,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再也不能将收敛逝者的棺木抬上高山去安葬了。选为母亲墓地的地块极小,目测、步测下来,能容纳棺木,却不留余地。但除此之外,无可选择了。而这个地块的主人,是住在同一座院落里的姑妈。姑妈没有亲兄弟亲姐妹,她是父亲和伯父的堂姐,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生前侍弄过一块地,它独立于一片油茶林中,有这个地块四五倍那么宽大,土壤里掺杂了羊粪、鸡粪和草木灰,整个徐家寨都很背阴,那里光照最为充足,并且离水井也近,每年都种植出寨里最好的辣子和茄子。我们一家商议用这块最为人称道的菜地去换取,或者花一笔钱去购买,但也担心,无论哪种方式,都被拒绝。而最终,姑妈的家人什么也没要,慷慨赠予这个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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