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徐兴正：界限

可以肯定，徐家寨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

这有什么依据呢？

徐家寨确实没有被世界孤立，它与外部构成了一个整体。外部世界本来是无限的，但从徐家寨的角度看，它有边界。这个边界，就像抛物线，当然不规则，看起来，这里按下去，那里翘起来。徐家寨下方和斜下方的抛物线开口向上，上方和斜上方的抛物线开口向下，左右两方的抛物线开口分别向右向左。这样，就将它闭合起来了。不过，徐家寨并不在四周抛物线围成的正中，而在左下方，差不多是末端位置了。这个整体一动不动，似乎属于静止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曾经一定处于被抛掷状态。在被抛掷过程中，边缘不是那么沉重，甚至有些轻飘，产生的气流，也就是风，反过来作用于这些部分，它们就被摊薄，而且发生不同程度倾斜，形成一面又一面陡坡，这些陡坡又被扯开，但尚未断裂，所以陡坡总是相连，之间的联系无论多么松散，也不过相隔一两个悬崖。而末端那部分，则非常沉重，根本克服不了地球引力，加之抛掷轨迹带来惯性，不由得生发出一股内力，虎虎生风，仿佛要扬弃自我，正当此时，边缘部分被摊薄、扯开的外力也传递进来，两股力量碰撞牵掣，将一面又一面陡坡，硬生生挤压、扭曲成一个又一个山冈。而这样的碰撞牵掣，造成离心力，晃荡之中，险些将这个部分甩了出去。正是这一甩，致使这个部分反而获得一个安全弧度，即使斜上方陡坡上山石崩溃、泥土垮塌，也不至于被冲击到，而斜下方，斜度舒缓，人畜皆不易发生滚坡。是时候了，世界就静止下来。这个末端，一个又一个山冈错落叠加，世界留出了可依附的皱褶，还保持了斜向上的趋势，徐家寨得以在此诞生。

这个世界为什么曾被抛掷？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在运动中产生形变，又恰到好处地静止下来呢？在徐家寨就能看到边界，说明这个世界太小了，小得可怜。而末端的徐家寨，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毕竟像是一个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况且确实繁衍生息了一个族群，可以说，这已经足够仁慈了。

或许，只是因为徐家寨这个地方孤悬世外，才会给人一种它曾经被抛掷的印象吧。不过，说是孤悬世外也不一定对。其实，它处于这个世界左下方，末端，又低矮，又狭小。留给人的印象，说是陷落，或许更合适吧。孤悬也好，陷落也好，这种印象不是外人的，外人很少到这里来，来了也不太可能观察到这一点。也不是村民的，他们在这里出生、终老，有人去过一些地方再回来，似乎从不会关心脚下的土地。甚至只是我一个人的，与其他村民不同，我离开了，只是偶尔回去一下，反而更有记忆、联想和印象，只是说，我的记忆未免纷繁复杂，联想过于天马行空，印象也太荒诞不经。

我之所以会这样，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作用于我，与作用于外人，作用于其他村民，是有差别的。这个世界没有让外人居住、生活在徐家寨，也没有让其他村民离开这里，因此，外人完全没有必要仔细观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其他村民无论对这个地方印象如何都没有用。离开徐家寨，是我得到的恩惠。这个世界降临在我身上的恩惠之难得，之盛大，恐怕不亚于徐家寨得以诞生的仁慈吧。

而从我的角度看，也有个人因素。在徐家寨看到外部世界，它的边界让我联想到抛物线，并由抛物线联想到这个整体被抛掷、产生形变、静止下来等等，是因为我上过高中，学习过数学、物理、地理，阅读过科幻小说。在我的想象里，它的出现，犹如天体，只是说，忝列于浩瀚宇宙，这个天体之小，之轻，与一粒尘埃无异。其他村民几乎没上过什么学，他们就没有这样展开想象的可能。

作为外人，我的大学老师、小说家杨昭到过徐家寨一次。那一次和杨昭一起的，还有我的前同事、朋友、诗人沈沉，以及我的大学同学、朋友段正春，他被杨昭对应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沈沉曾经从县城送我回去，接我回县城，多次到过徐家寨，有时候还是夜里驾车。这次，沈沉在清晨拍过徐家寨几张照片，一张是拔节生长的蚕豆苗，另一张是正在凋谢的豌豆花，还有一张是我披麻戴孝的背影，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来，写了一句话：“牛栏江峡谷里的春天，朋友徐兴正母亲的葬礼。”我差不多一周以后，返回昆明途经县城时，才看这条微信。母亲罹患不治之症，病重，只得送她回到离开过三四年时间的徐家寨。在凌晨赶到，当天深夜即离世。母亲离世带给我无尽悲伤，依照习俗、礼仪和禁忌举行葬礼，又让我不堪疲惫。在这悲伤、疲惫之中，我其实最大限度忽视了徐家寨，自己身处何地，也就没去多想。我那时看到沈沉拍下的照片，蚕豆苗、豌豆花，还有我自己，都依附于徐家寨，为它所供养和接纳，不禁感到愧疚。他那句话中写到的牛栏江，是金沙江在昭通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而金沙江流至四川与岷江汇合，开始改称长江，徐家寨一直把牛栏江叫“大河”，这条大河始终在边界之外，只有走出徐家寨，才能看到它。他一句话，将蚕豆苗生长、豌豆花开的徐家寨纳入牛栏江峡谷，等于拓展了徐家寨边界，变大了它的外部世界。他这样，并无以此宽慰我的用意，只是从他的角度看，徐家寨确实处于牛栏江峡谷之中。就像我的角度来自徐家寨一样，他这个角度也是故乡给他的。他的故乡虽是丘陵地形，但毕竟地处昭鲁坝子，而昭鲁坝子又是云南第四大坝子，并且家门口就有一条河流。置身昭鲁坝子，看不到边界，世界是真的大。段正春也来自昭鲁坝子，他的故乡，与沈沉的故乡之间，如果典籍文献记载算数的话，古代横着一个名为“千顷池”的湖泊，连着一条名叫“昭鲁河”的河流，多少年间，湖泊烟波浩渺，河流流水汤汤。千顷池消失，昭鲁河枯竭之后，昭鲁坝子依然是昭通最适宜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个县城，散落着若干个乡镇、无数个村子。我与段正春的交谊，充满兄弟情感，他前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几度大哭，用泪水浸泡过徐家寨。我的心疼，又因此多出了一份。

这些年，杨昭一直将他的学生段正春对应为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去过徐家寨之后，杨昭也将我的故乡对应为拉丁美洲作家笔下的世界。他发现，徐家寨几乎就是胡安·鲁尔福在那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平原》里描述过的地方，简直就是其中那篇《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里“土地”的翻版。小说中那片土地，要从清晨一直走到下午大概四点钟才能抵达，一路上听得到狗叫、看得到母鸡，到了目的地，天空中忽然落下一滴雨水，只见地面上砸起一团尘土，是在墨西哥平原上。位于中国山区的徐家寨，去往地块之遥远，与墨西哥那片土地无异，但这里的土地，每一块都只有一张药膏那么大，贴紧在斜坡上、悬崖边，在地里刨土豆都得小心翼翼，土豆刨出来，必须随即放进背篓，因为那样的坡度，任何一颗土豆都停留不稳。徐家寨所在地，本来坡度已经属于安全范围，但也让他胆战心惊，唯恐摔下去，就会滚到牛栏江边。仓皇之中，他也采取了沈沉的“角度”，将徐家寨放大到牛栏江峡谷。承认徐家寨与墨西哥平原还是不太一样之后，他退一步讲，认为即使不是那片被一滴雨砸出一个坑的土地的翻版，也是阿斯图里亚斯在长篇小说《玉米人》里写到的危地马拉山区的翻版。不过，较之于徐家寨、与之连为一个整体的外部世界，小说中的危地马拉山区，毕竟有一种辽阔（哪怕是一种被打了折扣的辽阔），并且还可以大面积烧荒种玉米啊。

我明白，杨昭这样的对应，对段正春是出于爱惜，对我则是出于怜悯。将徐家寨对应为拉丁美洲作家笔下的世界，对应为《燃烧的平原》《玉米人》中的场景，本质上是将现实文学化，以减轻我的苦楚。然而苦楚还在那里，并不能真正减轻，顶多可以借助文学来分担。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苦楚。

徐家寨，我只是观察它，想象它，体认它，当我意识到，它竟然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但又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时，已经得到了极大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它究竟有多大？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可能。世界的可能，不管小到何种地步，也不管被分成多少份，总有一份，哪怕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份，毕竟属于徐家寨。有了这一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绝望了。而与外部世界存在界限，则意味着安全。世界充满危险，徐家寨周边的土地上就发生过不计其数人畜坠崖、被滚石击中的不幸事件，而与徐家寨相隔不远的房舍、村落，也有被滑坡体掩埋和泥石流卷走的。徐家寨这个地形和地势，一直受到庇护，并没有杨昭眼里的陡峭，也没有被滚石击中的凶险。

所以，我甚至一点也不能觉得苦楚。

然而，徐家寨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并不清晰，我个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界限肯定存在，但它究竟在哪里，是谁划分出来的，未必一目了然，更不可能实地踏勘。有时候，我愿意将界限缩得很小，小到徐家寨这个村落，小到我家、伯父家、姑妈家这座共同院落，小到我家这间房子，小到房子里这个堂屋，小到堂屋里这口火塘。世界这么小，越小越安全啊。有时候，我又愿意将界限放得很大，大大逾越徐家寨本身，向四周延伸，完全不知所终，以至于无边无际。世界这么大，越大越有可能啊。

但这也给我造成困境：究竟是要不遗余力守住界限呢，还是不顾一切突破它？

实际上，界限不但存在于徐家寨与外部世界之间，它也存在于一个人的生死之间。

生死界限，我是在母亲临终的眼里看到的。

母亲不治之症确诊以后，我向她隐瞒病情，而服用的靶向药物也一度缓解了她的疼痛，她不但留念眼前的生活，而且开始向往未来的日子。母亲一字不识，所知甚少，理解不了超出认知能力的事物，但她相信神灵，也相信善和爱，还相信一天一片易瑞沙，在本已极其艰难的几个月时间里，从未考虑过死亡。母亲在徐家寨劳作一生，那些年，她考虑得最多的事情，都是临近的事情，比如，吃过晚饭，入睡时，考虑的是半夜起床，生火煮熟大锅里的糖浆子，磨好麦芽，点清糖浆子，过滤，得到一锅糖水，天快亮了，接下来，差不多用整个白天，熬制成麦芽糖，第二天由父亲背到集镇上去零卖，挣钱供我上学，稍微远一些的事情，她几乎从来不去多想。这次，母亲一定是没听到死神的脚步声，对已经临近她的死亡，也不去考虑。直到病情急转直下，我不得已对母亲说出实情，当即护送她赶回徐家寨。在救护车上，母亲打着安眠点滴，途中偶尔醒来，那时，她考虑过，自己平时晕车厉害，这次为什么反而不怎么晕车了呢？徐家寨越来越近，母亲考虑的是这个她过了一辈子的地方。从公路到家里有一段距离，用担架抬着母亲行走时，我跟随担架一旁照顾她，她的手冰凉，我一路上用手捂着，却怎么也捂不热，她之前打点滴留下的针眼疏忽了按压，血液顺着手腕流到我的手掌，我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察觉到了，愧疚得失声大哭，她大概是要安慰我，却一时无力睁开眼睛，看到她用力挣扎，我立即止住哭声。母亲终于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耗尽了余生之力，她又闭上了眼睛。母亲看到了什么呢？她一定看到了我，同时也可能看到了影影绰绰、晃晃荡荡的徐家寨。但母亲一定不会看到死亡，她不相信死亡会来得那么快。那是凌晨。当天深夜，母亲就离世了。那个白天，原本是母亲最后的期限，但回光返照，她感到好些了，有一点精神了，还考虑到：只差三天就过大年了。一直到弥留之际，母亲都没有昏迷，意识始终清醒，疼痛、窒息让她陷入恐惧，感到绝望，临终时再没有睁开眼睛。我后来追思母亲，将她躺在担架上安慰我的那一眼，视为临终的眼。在临终的眼里，我看到了母亲对我的心疼，不舍，还有慈悲。在临终的眼里，我也看到了母亲的生死界限，如果无限放大，就像是晨昏线，本身清晰可辨，但被它一分为二的世界却模糊混沌。

母亲墓地位于徐家寨末端，一个靠近抛物线弧形的山冈上。这段抛物线开口向右，也就是说，这个山冈在徐家寨左边，下端的左边。数十年以前，祖辈墓地大多选在距徐家寨二三十里的高山上，在那里，斜坡变得舒缓，视线可达五六十里，看得到层层叠叠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脊，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此外还有一个好处，毕竟远离房舍，不会出现鸡叫和犬吠，得以保持死亡的寂静，让逝者安息。那时候，村民去不了任何地方，一直居住、生活在寨里，遇到丧葬，从四面八方赶来，动辄有一两百青壮年，四人抬杠，多人扶棺，轮换几十次，将逝者抬上高山。这些年，寨里空虚，青壮年大都外出淘生活，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再也不能将收敛逝者的棺木抬上高山去安葬了。选为母亲墓地的地块极小，目测、步测下来，能容纳棺木，却不留余地。但除此之外，无可选择了。而这个地块的主人，是住在同一座院落里的姑妈。姑妈没有亲兄弟亲姐妹，她是父亲和伯父的堂姐，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生前侍弄过一块地，它独立于一片油茶林中，有这个地块四五倍那么宽大，土壤里掺杂了羊粪、鸡粪和草木灰，整个徐家寨都很背阴，那里光照最为充足，并且离水井也近，每年都种植出寨里最好的辣子和茄子。我们一家商议用这块最为人称道的菜地去换取，或者花一笔钱去购买，但也担心，无论哪种方式，都被拒绝。而最终，姑妈的家人什么也没要，慷慨赠予这个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