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署名录

标本库里，一只蟾蜍静静躺在标本瓶中。它体型不大，背部布满疣粒。

不久前，这只采自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蟾蜍，被科研人员正式命名。它的学名里，嵌着“乌蒙山”三个字。

一个物种的学名、模式产地和已知分布地，都指向同一座山。

以发现地为新物种命名，是分类学的惯例。在乌蒙山，这样的名字正接连出现：从一株小草到一片竹林，从一只蟾蜍到一朵杜鹃，一座山的名字，被一次次写进生物分类学文献。

名字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也是一群人日复一日的守望。

一只蟾蜍的名字

发现并不容易。溪沟多，石头密，蟾蜍白天又藏在石缝和腐叶下，只有夜里才肯露面。管护局科研所助理工程师李鹏映记得，标本采回来后，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搁了一阵，最初并没有显出特别。

标本送回实验室。科研人员开展形态学比较，逐项比对性状；分子系统发育分析，比对基因序列。结果指向同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尚未被描述过的物种。

一个新种的确认，往往要跨越很长时间。齿蟾属对生境挑剔，云南的相关记录本就稀少，每增加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一段空白被填上。

乌蒙齿蟾栖居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依赖水质清冽的常年性溪流和郁闭度足够的林冠。它白天躲在溪边石缝、腐叶和苔藓下，夜里才出来活动，行动缓慢。科研人员把它看作溪沟生态的“活体参数”——水好不好，林子密不密，看它在不在。

一个对水质和林冠都敏感的物种，能在这里完成世代更替，意味着这条溪沟的生态链条仍然完整。

不止一只蟾蜍

在乌蒙齿蟾得名之前，以这座山命名的物种，已经出现。

保护区与科研机构在野生植物调查中，陆续记录到一批新物种。它们有的藏在林下，有的长在崖壁，有的直到开花才被认出。每确认一个，都要经过形态比对、文献查证，有的还要做分子分析。一个名字的背后，往往是几年、十几年的野外功课。

这些物种大多分布狭窄、个体稀少。一片少见的野生竹林，因为生笋习性特别，被当地人另眼相看；一处崖壁上的常绿灌木，直到花期才显出与其他杜鹃的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这座山的生物多样性本底。

十年间，保护区记录到的野生动植物新记录种、新种越来越多。从蟾蜍到草木，从真菌到昆虫，以“乌蒙山”命名的名录，正在变长。名字多了，说明人们对这座山的认识，正在一寸寸加深。

每一次发现，都不是偶然

走进管护局监控室，大屏上光点闪烁。350台红外相机分布在2.62万公顷林海里，15处高清视频卡口24小时值守，11架无人机定期巡航高危区域。56条固定样线上，科研人员按季记录植被与动物变化。数据库里，野生动物影像已累积33万余份。

空中无人机、山头高杆监控、林间红外相机、溪边样方样线——一张“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把2.62万公顷山林切成了可度量、可追踪的网格。“局、站、点”三级管理，局领导挂片、站所人员分片、巡护人员到点，责任落到人头。

仅有设备不够，还要有人才。保护区聘请生态学、植物学领域专家组建咨询专家库，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小机构，大合作。保护区出样地、出数据、出场景，科研院所出方法、出人才、出成果。

2025年12月，经云南省科技厅批准，乌蒙山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落地；2026年3月挂牌运行。2026年7月，保护区按国家标准完成观测场与序列样地重构，把全口径碳汇、森林水文、土壤、气象、生物五大要素纳入长期定位观测。科研人员在自然恢复30年、40年、50年、60年的林分和原始林中布设序列样地，观测从零散走向连续。

保护区的科研，从零散的短期调查，走向系统、长期、定位观测。评价这片林子的尺子，也从“看见”转向“算清”：它为长江拦下多少泥沙，涵养多少水源，固定多少碳。

新物种不会凭空出现。它们是生态系统恢复的“滞后指标”——山先好起来，物种才回来。

监测体系回答“怎么发现”，山体修复回答“为什么能发现”。

乌蒙山保护区东连贵州岩溶山原，南向滇中高原过渡，西处横断山脉边缘，北与四川盆地隔金沙江相望，地跨大关、彝良、盐津、永善、威信5县，由朝天马、三江口、海子坪3个片区组成。四大自然区域在此交汇，60余条河流在此发育，最终汇入长江。过渡地带的复杂生境，为物种演化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但这座山并非一直如此。

2016年管护局挂牌时，保护区还有15个历史遗留矿权、511处违规人类活动点位、1620头散养大牲畜。山在失血。此后数年，工作人员逐项关停、拆除、清退工作，一项一项啃硬骨头。森林覆盖率从82%提升到8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从69种增至113种，野生鸟类记录达380种左右。2023年，保护区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成效评估中获评“优”。

山好了，物种才愿意留下。所谓“密集涌现”，不过是长期修复之后，自然给出的回答。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承诺

不是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安稳。

有的物种分布范围狭窄，成熟个体稀少；有的目前仅记录于保护区；有的居群数量极少。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处境。

名字是荣誉，更是责任状。

保护，先要精准。保护区对重点保护物种开展长期监测，对极小种群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专项调查，逐片摸清分布与种群变化。

保护也是具体的，具体到一户人家的生计。

保护区创新“普法+授技”培训，组织专家进村入户，面对面传授方竹抚育、花椒提质增效，以及独蒜兰、大球盖菇等林下种植技术，引导周边村组发展生态产业。许多村民从“砍树人”变成“护林人”，从“采笋人”变成“技术员”。

山上的笋，成了山下的产业；山下的日子，反过来护住了山上的林子。

李鹏映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从朝天马那条不起眼的沟渠，到三江口那个蛙声如沸的夜晚，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才意识到那些标本的价值。”他说，“而更多的物种，可能还在标本柜的角落里，等待被发现。”

发现，只是保护的开始。命名之后，还有漫长的监测、评估、巡护、协商。一个物种的存续，最终要落到一条溪沟的水量、一片林子的郁闭度、一户人家的选择上。

名录，还在延续

那些被轻轻放进采样瓶的蟾蜍，如今有了自己的名字。它们的更多同类，还在乌蒙山的溪流深处。

从朝天马到三江口，从第一次翻石寻苣苔，到齿蟾得名，这些年，乌蒙山用一个个带着自己名字的物种，讲述着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是其中最生动的注脚之一。一座山的变化证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夜色渐深，小溪还在流淌。手电光扫过水面，一只蟾蜍从石缝里探出头来，停顿片刻，又隐入黑暗。

它还没有名字。但总有一天，会有人俯下身，把它写进这座山的名录。

乌蒙山还在生长。名录，还在续写。

作者：雷洪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