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山标定生态坐标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纪事

今年3月，一块崭新的牌匾挂上云南乌蒙山三江口管护站的门头——“云南乌蒙山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运行。与此同时，一套覆盖全保护区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投入运行：350台红外相机、11架无人机、18处视频监控卡口，把2.62万公顷山林纳入实时视野。技术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调阅任意一处界桩的最新影像。

而在8年前，这座大山的“边”究竟划在哪里，还是一道谁也说不清的难题。

2018年深冬，乌蒙山朝天马片区最偏远的一道峡谷里，气温骤降。RTK（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时动态测量）手簿屏幕上，代表定位精度的坐标点开始无规则漂移——陡峭的山体遮蔽了卫星信号，仪器失去固定解。

“那就用笨办法！”时任外业勘测工作组组长、管护局负责人掏出罗盘和卷尺。刺骨的低温里，队员们摘下手套，用罗盘定向、拉卷尺分段丈量，在湿滑的山路上一段一段复核。手套摘了又戴、戴了又摘，直到双手红肿僵直。当最后一个界标点的坐标被记录、编号、标绘完成时，签字的笔尖仍在微微发颤。

“我们量的不只是山界，更是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的精度。”这位负责人说。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滇东北昭通市境内，跨大关、彝良、盐津、永善等县，由三江口、朝天马、海子坪3个片区组成，总面积约2.62万公顷，是我国云贵高原亚热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金沙江流域的重要水源地。2013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审定公布，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国务院审定公布名单时的要求，有关地区要依批准的面积和范围组织勘界，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2016年5月，管护局挂牌运行。主要负责人带着十余名干部职工接下的第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弄清这片茫茫林海的“四至界限”。

一道说不清的边界

“那时候问老百姓保护区的界在哪儿，多数人说不清。”管护局主要负责人说。

保护区的法定边界在图纸上、在批文里，却不在大地上。界标缺失、地物模糊，群众按老习惯进山采笋、放牧、取柴，管护人员上前劝阻，常常被反问一句：“界在哪儿？”

2016年下半年，管护局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多次深入三江口、朝天马、海子坪片区，围绕范围面积、跨行政区域情况、社会经济和资源状况、土地权属等内容开展全面调查。队员们背着干粮徒步穿行山野，走访周边社区群众，在荒山上实地测量，在村委会查阅、抄录档案，最终形成《社会经济本底资源调查报告》和《资源补充调查报告》。

这份沉甸甸的“家底”，成为《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8—2027年）》编制的核心基础。2018年1月，总体规划在北京通过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家底清了，但边界仍要一寸寸量出来。

一寸一寸，量出2.62万公顷

2018年，勘界立标被列为乌蒙山保护区年度重点任务。昭通市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管护局牵头组织实施：制定专项方案，选派人员赴黑龙江参加国家林草局勘界培训，同步落实工作经费。

此后近一年里，队员们背着设备走遍2.62万公顷保护区。他们严格遵循勘界技术规程，在相关县、乡、林场、行政村和护林员的共同参与下，逐一测定界标点地理坐标、完成编号，精准描述周边固定地物特征，将信息一一标绘在边界线底图上。深山里没有路，就顺着兽径走；仪器失灵，就用罗盘和卷尺量；一个界标点，往往要往返数次才能定准。

至2019年7月，保护区内界标点全部测定完成。茫茫林海，从此有了不可撼动的法定边界。“那不是一条简单的线，那是国家生态安全的红线，哪怕差一厘米都不行。”管护局负责人说。

界立起来，管理才立得起来

边界立起来，管理才立得起来。

以勘界成果为底图，管护局把“局—站—点”三级管护网格层层落到山头上，把界标点、责任片区、巡护路线一一对应，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此后，非法入区采笋、违规野外用火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野生竹笋保护暨森林防火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

“过去老百姓认为‘靠山吃山’天经地义，如今巡护员走的是法律划定的边界。”管护局资源保护科负责人说。

这套精确到厘米的坐标体系，守住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它的价值不止于乌蒙山：把保护红线从“图上”落到“地上”，是保护工作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前提，也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工程。

界线刻在大地上，也刻在人心上

今年春天，巡护员李永强照例走进他管护的两万多亩林子。他的手机里装着巡护APP，屏幕上有一条绿色的线——那是2019年勘定的保护区边界。走到一处界桩前，他停下来，用手抹了抹桩面上的尘土。

“界在这儿，”他说，“老百姓知道，我也知道。”

界桩静立，青山无言。这条刻在大地上的线，标定的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坐标，也是一个国家对绿水青山的郑重承诺。

通讯员：雷洪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