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丨箭道广场：昭通历史长卷里的灵动注脚

所有历史都值得敬畏，我脚下的昭通便藏着诸多值得探寻的历史印记。

一天，和朋友小周漫步在昭通古城，目之所及是古色古香、鳞次栉比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大街小巷熙来攘往的人群。当目光落在辕门口广场那尊青铜铸就的“共赴国难”群雕上时，我们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久远的岁月，对视间，目光也不禁有些飘忽，仿佛迷失在时光里。

突然，小周指着阳光照耀下的“箭道广场”问：“王哥，请教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作‘箭道广场’吗？”见我一脸诧异，小周就解释道：“因为工作需要，我曾经向相关部门请教过箭道广场的来历。但得到的答复或语焉不详，或知之甚少，至今未能得到一个让我信服的答案。所以才向你请教。”

为什么叫“箭道广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竟一时语塞，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沉吟了片刻，我只好回答：“我现在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就这个名称而言，应该与军事活动相关，等我查查相关资料，我们再一起探讨。”

我认真查阅了昭通的相关志书与典籍，根据现有资料，“箭道广场”这一名称的由来，大致可追溯至清朝。自秦朝开通五尺道以来，昭通各族先民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不仅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也孕育出无数寄托着祖祖辈辈炽热希望的地名。“箭道广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丰富的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即便它们已化作文字符号，人们依旧可以透过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文字，触摸到祖先鲜活的生命与灵魂，聆听到历史深沉而清晰的回响。

地处“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昭通，是历代统治者开疆拓土、经营西南的必争之地。横扫六合、纵横天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遣常頞“略通五尺道”，经境内过建宁（今曲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派遣唐蒙续修扩建“五尺道”， 从僰道（今宜宾）出发，途经盐津石门关口（豆沙关）、彝良牛街、镇雄芒部、贵州赫章与威宁、云南宣威，最终抵达曲靖，这条路线史称“南夷道”，是后来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置犍为郡，在今昭通境内分设朱提（今昭阳区、鲁甸县）、南广（今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堂狼（今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等县。此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代，在长达800余年的时间里，昭通长期以“朱提”为名（其间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或为犍为属国都尉治所），直至天宝年间。五代十国时期，昭通地域归属多有变迁，史籍记载相对简略。

明至清初，昭通统称“乌蒙”，时而实行土司制，时而土流兼行，始终雄踞滇东北，统御十方。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沿袭已久的土司制度与王朝的“大一统”的治理目标矛盾日益尖锐。至雍正九年（1731年），乌蒙地区的改土归流基本完成。时任云贵总督的雍正近臣鄂尔泰以“举前之乌暗者，易而为昭明；后之蒙敝者，易而宣通”为由，奏请雍正皇帝改乌蒙府为昭通府，此即“昭通”一名由来。

由于战乱频繁，原建于天砥（今旧圃镇土城村）的土城毁于战火。1732年，鄂尔泰会同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朝廷拨款，并委任昭通知府徐德裕主持，广南知府陈克复协办，于“龙山之阳二木那”修筑昭通府新城（即今昭通古城）。筑城工程进展迅速，“不遑有年，已基本完固”。新城呈龟形，南北稍长，东西略短，东南西北各设一门并建城楼。鄂尔泰亲撰《昭通四门记》，引经据典，分别将四门命名为“抚镇门”“济川门”“敉宁门”“趣马门”。

与筑城工程同步推进的还有各类官署的兴建。当时的昭通，“文则有府，统乎五属；武则有镇，辖乎六营”，堪称滇东北官署汇聚之地。建城之初，主事者便将府、镇、县、游四署优先规划，衙门选址均在“地势宏敞”之处，建筑高大宏伟。首任昭通总兵徐成贞，在建城之前，就将镇署预选在城中心最高点（今辕门口所在），作为总兵衙门。其主要建筑有辕门、大堂、箭道、花厅及紫云亭、来鹤亭等亭台园景，居高临下，虎视四方。恩安县衙门，则设在崇义街（今昭通宾馆）处，建有头门、仪门、大堂、二门、书房、内宅和射圃等。如今，新修建的箭道广场坐落在两座府邸之间，这或许旨在提醒世人铭记这段厚重的历史，故以“箭道广场”命名。

岁月匆匆，时光流逝，而今的昭通已然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透过箭道广场的时间之箭，我仿佛看到一桩桩尘封的往事，一张张闪耀在历史长河里的鲜活面孔，正沐着冬日和煦的晨光慢慢醒来，交汇成一曲动人的歌谣，奏响了一代代昭通人改天换地的辉煌乐章。

通讯员：王骥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