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史事记略（六）血与火的改土归流

◆唐靖

清初对昭通地区的统治，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以彝族各部首领世袭担任当地的文武土官。其中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武职则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各级长官。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适应了边疆地区交通不便、民族语言习俗各异，部族间各为君长、不相统辖，中央政权对其剿抚难平的具体情况，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曾经有效地维系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

但随着中央权力的日益深入，这一制度就越来越与国家大一统相冲突，土司制度的弊端也难以为中央政权继续容忍。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改流记》记载：“乌蒙土官，其钱粮（指土官上交给朝廷的赋税）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娶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家属尚出垫刀钱数十金”。土司对属下农奴可以任意“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而民众在“受其鱼肉”之余，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且“终身无见天日之期”。此外，土司间动辄冤家仇杀，“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据地称雄，时起战乱”，也严重影响了地方稳定。从这幅对土司的血泪控诉图可见，土司之间，土司与汉人之间，土司与土民之间，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土司作为落后的生产形式和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日益成为焦点，滇东北改土归流已是大势所趋。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最难在云南；云南改士归流，最难又在昭通。元明两代的中央王朝，都曾经在乌蒙、芒部劳师靡费，大动过干戈，但最后又都无功而返。在历代统治者眼中，乌蒙土司“骄悍凶顽，素称难治，不惟东川被其杀虏，凡黔滇蜀接壤之处，莫不受其荼毒，而且产富田肥，负固已久，若不早图，终为后患”。雍正继位后，鄂尔泰空降云南，再次着手改土归流。

鄂尔泰最初谨慎提出改流之法，以“计擒为上，兵剿次之”，“恩威并济，剿抚兼施”，颇类似于诸葛武侯当年的“攻心之策”，开始时确也显露一定的效果。在鲁甸把守南大门的禄鼎坤父子，主动开城献土；而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则奔赴四川缴印，随后分别被发配到江西、江南安置。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乌蒙、镇雄两府正式划归云南管辖。但遗憾的是，鄂尔泰注定不是诸葛亮，改土归流也没有成为第二次七擒孟获。在乌蒙、镇雄初步归服后，鄂尔泰用人失当；加之从上到下的官员们，对于彝人彝情又都怀有根深蒂固的排斥，种种原因纠集，终于激起反覆变乱。米贴事件和乌蒙事件，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米贴事件，起因于新任米贴土目禄永孝，在兄长去世后按彝族转房习俗，娶嫂嫂为妻。此举被鄂尔泰以“兄亡收嫂”的罪名，拟收监问斩，并于1728年派副将郭寿域率兵五百去逮捕禄永孝的妻子禄氏。禄氏亦非等闲妇女，她家与周边雷波、沙马、吞都等地头目世为姻亲，相约武力对抗，夜袭清军大营。结果，郭寿域及士兵几乎全部被杀，仅余一人逃到昆明报告。鄂尔泰震怒，大举报复，对米贴民众实行连坐法，肆意屠杀：“在者杀，去者杀，妇女小孩也杀，小有姿首之女子不杀”；汉人娶彝妇为妻而又生有小孩者，其夫又“必以汉奸杀”。杀人的名目骇人听闻，包括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绋、升竿等等。许多躲进深山的彝民，原本准备出来自首，听说种种惨状之后，知道已无生路，只好自坠山崖而死。结果数千具尸体“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五十里不止。”连续数天，计3万多人被杀，剩余彝人逃亡一空，米贴从而改名为“永善”。

 1730年，乌蒙风烟再起，对彝人的残酷清洗又重演一遍，以致旧城尽毁，不得不择地重建新城。为了图个口彩，“乌蒙”之名经鄂总督之手，从此改为了“昭通”。至此，历时5年、经大小数十战的昭通改土归流，才算是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