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轮

★ 万吉星

小时候，随父亲上山伐树。父亲锯倒一棵树后，我抚摸着树桩上那一圈圈不规则的圆形图案问父亲：“爸，这是什么呀？”父亲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摸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叫年轮，树有几岁了，就有几个圈。”我望望树，又望望父亲，好奇地问道：“那人有年轮吗？怎么看不到呢？”父亲笑笑说：“等你长大了就看得到了。”

这是我儿时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木匠。但当我长大以后，更愿意相信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一棵树在山上伫立千百年，它依然是一棵树，最多能为人们遮荫让鸟雀搭窝。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剔除多余，这棵树便成了桌椅床柜，变得沉静而有内涵，才有了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把树砍伐扛回家，父亲会在院子里搭一个架子，将树干放上去，弹上墨线，一人在上一人在下用两米多长的大锯你推我拉把树干分解成椽皮，然后按所需尺寸锯断、刨光、打眼、定形、组装，最后刮粉、打磨、刷漆。每一道工序父亲都一丝不苟，从不偷工减料，极为认真，不仅做得美观精细，而且十分结实耐用，容不得一点瑕疵。不但家具的面子上做得溜光水滑，就连别人并不注意的角落里也不允许有一点毛糙，因此他做家具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总比其他的木匠多。别人三天能完成的，他却总要花上四五天，为此母亲常埋怨他手脚慢，父亲却并不在意，解释说：“慢工出细活，三天做个牛打角（一种很简单的农具）。”正因父亲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态度，父亲的木工活在家乡十里八村口碑和声誉极好。

冬季农闲时节，父亲每天弓着腰，像一只虾，埋头在院子里推、刨、凿、锯。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用来弹线的墨盒，常常趁他不在，学着父亲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找一块废弃的木料，拉出墨盒里浸了墨汁的线，绷紧拉直，拇指和食指提起线的中段，轻轻一放，只听“啪”的一声，木头上便出现了一根笔直的黑线条，感觉很神奇。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玩具，便去找父亲做家具时锯下来的那些三尖八角的边角废料，当作积木玩。

更喜欢看父亲用刨子把一块粗糙的木板表面刨平。这时父亲总是两手紧紧握住刨子两边的木把手，两根食指一左一右把住刨子的两边控制方向，运足力气，猛地向前一推，只听得“唰”的一声，刨子从木板的这头推到了那头，便会有一长条薄薄的散发着木质清香的刨花，从刨子上方的孔里弯曲着飞出来，推一次，“唰”地一声飞出来一条。不一会儿，地上便铺满了柔软的刨花、细碎的锯末，房子里便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木香，在那些细密的木纹上缭绕着。

偶尔碰上树疤，刨子便会受阻，在树疤那儿顿一下，刃子发出尖锐的声响。此时父亲前腿呈弓步后腿伸直，上身微微前倾，深吸一口气，把力气都运到双臂上，把刨子稍退，再猛进，“噌”的一声过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坚硬的木屑便飞了出来。父亲借势再推几刨子，然后提起木头，咪起一只眼，斜着瞄了瞄木头的线条是否笔直，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树疤啊！”

我把一段刨花当眼罩一样戴在脸上，扬起头问父亲：“爸，教你木匠手艺的老师是谁啊？”父亲就笑笑说，“是鲁班。” 我把全村我所认识的人挨个全想了一遍，也没找到村子里有姓鲁的木匠，这时父亲总是哈哈大笑。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木匠完全是自学，在哪儿看到一件家具，他回家就自己一人慢慢琢磨，反复折腾，时间长了，竟练就了一身做木工活的好本事。

有时整个冬天，父亲都不在家，走村串寨上门去给人家打家具。主人家出木料，父亲出技术，包吃包住一天能挣八九块钱，一月下来能挣两三百块钱。我和两个姐姐读书的学费，大多是父亲冬天帮人打家具积攒下来的。

后来外面现代化的家具批量进入了乡村，父亲精湛的技艺和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刀斧工具全都束之高阁，渐渐蒙上了岁月的尘埃和记忆的沧桑。我看见工人们用几块高压板三下五除二便组装出一件漂亮的家具。然而在眼花缭乱中，我却嗅不到父亲刨子下刨花散发出的淡淡的木质清香。我时常看到父亲站在他的工具柜前，望着那些沉静而安详的斧、凿、刨、锯发呆。我在怀念儿时每一片木屑带来的欢乐，父亲又在怀念什么呢？

父亲对于木头和树，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到了晚年的父亲，把家里所有的地全部种上了核桃树。每次回家，我都会陪父亲到他的核桃林里去转转。父亲总是喜欢背着手，顶一头花白的头发，瞅瞅这棵，摸摸那棵，回过头来对我说：“太肯长了，去年才碗口这么大，今年都比人的大腿还粗了。”我静静地跟在他的后面，父亲的背驼得很厉害。他一生都弓着腰做木工活，默默地驮起这个沉重的家，一辈子，就以这种谦卑的姿态面对生活与压力。踩着父亲的脚步，我的眼睛渐渐模糊，父亲佝偻的身躯像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核桃树，变得清晰和高大起来。

在与木头打交道的一生里，父亲获得了木质的品格：把家的重担扛在肩上，而所有的酸楚却深埋于心，如树的年轮，年复一年却从不向外人表露。当有一天我摸到了父亲的年轮时，树，却已经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