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

发表时间:2017-02-13 10:03:01  

 ◆ 马贤英

 蒙蒙的细雨里打着油布伞在缓坡树林里寻找山珍的小丫头,低矮的围墙上悠闲地晃着双腿吹着多彩肥皂泡泡的小女孩,瑰丽的晚霞下提着洗好的一大篮子菜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小土妞,恍如隔世了;靓丽的青春,飞扬的年华,蓬勃的朝气,像三月天空里飘飞的风筝,即便手中紧握着那根长长的线,也只能看它愈飞愈远直到看不见了;曾经的低吟浅唱,曾经的轻愁哀叹已落在时间的夹缝里苍白霉变,只有在岁月的大海中沉淀下来的那些往事,像坚硬的礁石,愈像一则则电影,温暖地沉印在心里。

爱如山海

 亲人的爱厚重,老师的爱宽广,就像大山大海;可父亲的爱比山还重,比海还宽。有了他们的爱,我才能上学、读书、写文章,才有我幸福的今天。

 父亲出生于大关县上高桥乡中营村,从小是个孤儿。4岁时爷爷离世,12岁时奶奶也去世了,幸而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大爹)和同母异父的姐姐(姑妈)可依靠。9岁时,父亲跟着大爹上昆明、下四川,挑茶背纱做生意;12岁时,父亲来到现在的昭阳区布嘎乡迎水村,在大姑妈家放牛喂马、割草拾粪,度过了苦难的少年时代。1952年,父亲与母亲结为夫妻,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1956年,国家兴修永丰水库,父亲响应号召,把家搬到了永丰镇的元龙村居住至今。

 父亲当过工人,在昆明、石屏、东川修过路、造过船,卖过粮。60年代,国家精减机构,父亲响应号召,回乡务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母亲靠辛勤的劳动创家立业。父亲以苦为乐,每次从田地里劳动归来,总是哼着欢快的小调,让满身的疲惫消融在黄昏的晚霞中。父亲常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正直,面对困难要迎难而上。

 自1957年开始,我们兄弟姐妹9人相继来到人世。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所有家庭重担全部压在了父母亲的肩上。父亲曾为生产队挖煤,煤窑垮塌砸断了3根肋骨,所以,队里安排放着10多头水牛。60-70年代末,家里经济最困难。父亲白天劳动挣工分,晚上搓绳子、打草席,挣钱补贴家用,还放下男子汉架子,放牛归来后,簸米、筛面,搅凉粉、糊苞谷粑粑。母亲则穿针引线,为我们缝衣做鞋,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碌到深夜。

 父亲在东川粮管所卖粮时,识秤认数,但就是不识购粮本上的字,喊不出人家的名字,深深感到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父亲重视教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不读书。”不论男孩女孩,都让我们去上学。特别是我,夹在哥哥弟弟之间,是父亲“儿子群中的姑娘宝”,从小到大,呵护有加,从不打骂;村里和我同龄的女孩有50多人,但只有3人上完小学。我读初中时,周围有人冷嘲热讽,有人上门劝告父亲不要傻,“养姑娘是赔钱的货,是嫁出去泼出去的水,扶了读书不值得、吃亏无用沾不了光,是为别人家扶人,还不如留在家里,替你洗衣做饭挣工分,养大一点就找个婆家嫁出去算了。”父亲不听,依然我行我素,还深情地对我说:“要好好读书认字识文化,多一双眼睛,多一份二格里(智慧)。”为了教育我们,不管生活有多么辛苦,父亲总在夜晚让我们围坐在火塘边,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励志故事,教育我们不怕苦累,要有爱心,多做善事和好事。

 那时在生产队,不满12岁的我是不能挣工分的。我不负父命,一直勤奋读书。当我去簸箕湾(现在的龙家祠堂旁)上初一时,也只有11岁。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正在簸箕湾读高一,学校推荐我们班5个同学去参加考试,以适应未来严格的高考制度。不满16岁的我,考取了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校长很高兴,亲自带队,领着师生30多人,浩浩荡荡到我们家祝贺。那年春节刚过不久,家家都还有糯米面,父母借来了10多家邻居的糯米面,6、7人做粑粑,从头天下午做到第二天早上,款待我的老师和同学。

 我是永丰公社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也是那年民院录取学生中最小的一个。在我省,这届学生以其年龄差别大、求知欲旺成为共同特征,并因出现了不少知名人士而备受世人瞩目。这些七十年代末期的幸运儿,在填补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之后,挑起了建设家乡、报效国家的重任。如今大多已是人到晚年,退休赋闲了。

 哥哥大我6岁,因文革停课,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挣钱帮助父母一起供我读书。记得哥哥在永丰拖拉机站做临时工,一月的工资只有16元,哥哥只用6元,其余的全部寄给我。有一次寒假放学,我要从昆明回来,没有路费,哥哥把自己心爱的怀表卖了,卖得16元钱凑给我。

 也是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亲人。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自从我20岁开始工作,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单身还是成了家,我都把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带在身边,照顾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检查作业,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大小困难,一个一个送进高中、大学。如今,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父亲的子女孙婿媳26人具有大学学历,成为远近闻名的“秀才之家”。

 在我读书“成气”的影响下,元龙村有近百名女孩成了大、中专生,挣钱孝敬父母、帮助家人。连那个说父亲扶姑娘吃亏的老头,也扶出了一个教书的姑娘……

铅字印报

 1984年10月1日,《昭通报》复刊,它像报春的燕子,多年后重来,飞向了千家万户。那时的报社,非常缺人。12月,我从工作了近3年的原昭通市永丰公社团委,与在卫生所当医生的黄训云同志一张调令一起调入昭通报社工作至今。

 复刊的《昭通报》为铅字排版印刷,每周一刊,四开四版,每周六出报,发行 15000多份。是昭通唯一公开发行的小报。但小报并不小,拥有300多名通讯员,有众多忠实的读者,地级领导经常为报纸撰稿,原地委副书记张福崇、原地委副书记邓军亲自审读每一期报纸的清样稿,其影响力不压于今天的多媒体。

 那时的编辑部,借驻在当时的地委招待所五楼,连出纳、会计总共13人。我们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还往返于报社与印刷厂之间,肩负校样、搬运、发送报纸等任务。对于从农村来的我,这是一个高尚而又温暖的所在,那种充盈着油墨香的氛围,隐隐带来一种志同道合的骄傲和喜悦;那种偶尔闲情、更多是匆忙的节奏,让人感到一种踏实、一种浪漫、一种温暖。13人中,除两位领导年长睿智外,其余的人是中年人或年轻人。牛霖的稳健和亲切,阮姐的关怀和体贴,顺才老师的多才和幽默,刚健的朝气蓬勃,兆明的能言善辩,甄葵的温柔漂亮,训云的朴实勤勉,老胡的手指书法,师傅们的拣字如飞等等,让人有景仰的距离,又有知己的亲和。与之相处,他们会告诉我很多生活经验、艰辛历程和心酸的“收获”,总能给我许多感染和启迪。尤其是他们对于编辑撰稿“传帮带”的那份诚挚和投入,对我生活嘘寒问暖的那份细致和关心,给予的真诚指导和走心交流,至今想来,常常让我感动不已。

 那时,我们编的都是通讯员寄来的手写稿,要逐字读稿,逐字改稿,逐字誊抄,自己画版,再骑车把版式纸和稿件送给当时的地委副书记张福崇或邓军审定后,才送到印刷厂,并守着校对,守着出报。有时,守到夜间11点。还有时,要守到第二天天亮。

 要印一张报纸,光排版环节就有铸字、拣字、拼版、制图等工序。铅字都是反的。师傅告诉我:“铅字有四个边,只有一边上有‘沟槽’,有‘沟槽’的一面向上,印出来的字就是正的。”每一个字都有它固定的位置。一人多高的字架上一共有24个盘,每个盘上有近百个小盒,如: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常用词组及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等将24个盘有序地分开,称为中盘。字从小五号到初号共13个字号,不同字号有不同的字架。同号同字体的字归在同一字架。一般字号的字体分为黑体、宋体、行体、楷体。三号以上的字还有隶体、魏体等。

 排版的师傅必须将每一个字的位置牢记于心,才能准确操作。一个熟练的排版工绝不会用眼睛去找字,而是信手拈来,十拿十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印刷厂实行计件工作制。一个版面计工时24小时,相当熟练的排版工也要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能排好。报纸的每一栏有几个字、多少行,排版工必须了然于心。排版工人将手中的托盘事先用铅条隔好,顺手将字摸来,沟槽向上码好。拣满一行,用铅条隔开,再拣下一行。拣满一列,放入排版的钢盘中,再拣下一列。每个段落开头的缩进与段落结尾的空格要用一种叫空的铅块来填充。所有的文字都排好了,标题、引题、刊头、尾花,一一对了位,再用铅条隔好,用线绳捆牢。排好的一个版,连钢盘重量大约有三四十斤。排版需将钢盘端到油印机上,用滚子蘸了油墨抹在版面上,放上大小相应的样纸拓样。拓好的校样交由我们校对,一般要校三次才能过关。有时,要校四次。当朱红色的笔在校样上写上准印二字时,一个版面的排版工作才能宣告结束。

 我和甄葵经常结伴而行去校对。我们看完校样后,把错字、漏字、多余的字校出来,师傅们就用小镊子将错字或需改动的字挑出来,再找出正确的字填上。字架上的字只是常用字,碰上不常用的,则要请铸字工找来字模现铸。还有一些生、冷字是没有字模的,这样的字也难不倒谁,将两个含有所要字一半的字用锉刀将不要的半边锉掉,再将剩余的两半个字合二为一,就拼成了所需要的字了。如果需要换稿或改动排版形式,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因为稿件顺序打乱,整个版都要重新动一遍,如果一个晚上动几回,那肯定影响正常出报。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很冷,车间里每位师傅都烧有烤火的炉子,烟雾缭绕,呛得人眼泪水直淌。瘦小的余洪芬师傅排一版。她见我们来了,就想将钢盘端到油印机上打小样给我们校对。她看不清脚下的地面,踩在一个包谷芯上,包谷芯一滑,她一大跤摔下去,钢盘里的字“天女散花”般撒了一地。我赶忙去扶,余师傅整个人像个“大”字一样,爬在地上,伤心大哭,哭得满脸泪水,半天不起来。她哭,我哭,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为了不影响出报,没办法,十多个姐妹只得加班加点,连夜帮她拣字排版。

 铅字印刷不仅耗时、费力、工作效率低,而且对师傅的身体也有影响。我知道,许多师傅在排版前要端盆锯末,下班后拌上洗衣粉才能蹭掉右手拇指和食指上的油墨,有的甚至用洗鞋的刷子使劲地刷。所以,排版工人的手非常粗糙,一到冬天,常常是开着血口子。有的老师傅,因为摸了几十年的铅字,这两个指头的指纹几乎都磨掉了。

 从2000年起,铅字排版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和各种排版软件,字的行距、间距、报头、尾花全在电脑上操作,又方便又快捷。稿子大多是电子邮件,连排版人员敲击键盘都省了。排版工人再不用搬着几十斤的钢盘去拓校样,再不用与有毒的铅去打交道,两只手也告别了黑乎乎的油墨,坐在电脑前,快速敲击键盘,文字如水一般从她们的指下流出。敲击键盘的身影,没有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完完全全像是白领文职人员。

 铅字排版的消逝,体现了一种劳动力的解放,是一种变笨重为轻便、变危险为安全、变污染为清洁的进步,是科技快速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快乐与幸福。现在,不单报社有自己的排版系统,街头从事激光照排的小店也随处可见。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真好!

拼命三郎

 心中的报社就是一个大家庭。为了建好这个“大家庭”,无论当记者还是当编辑,许多人都是“拼命三郎”,无怨无悔地奉献着,我也不例外。

 1990年5月,我和李云飞、熊明海等同志计划花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关河,绕道镇雄、威信,再到水富、绥江进行采访,每县准备停留7至10天。

 这个计划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当时我们乘地委办公室下乡调研的车出发了。

 6月初,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威信县,听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八字山林场是人工造林,规模宏大,值得一写。

 那天,天气晴朗,汽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向上爬行。我们心情很好,一路歌唱,一路欢笑。傍晚,来到了八字山林场。站在山顶,举目远眺,夕阳西下,道道金光染遍了山山岭岭,沟沟壑壑。万亩连片的林场,松涛阵阵,鸟语花香。因为很少有记者来这里,林场的工人非常热情,他们用石磨推的新鲜豆腐招待了我们。

 林场的路灯亮起来了,我走出闷热的小屋,拢起披肩长发,让这清新的山风吹拂。忽然,一只讨厌的小虫快速地飞进了我的右耳。它在里面扇翅膀,打转转,拼命往里钻。痛得我满脸泪水,大喊大叫。许多人急忙围了上来,有的说:“快拿电筒来,用‘挖耳’把虫掏出来。”有的说:“别忙,先倒点清油在耳朵里,粘住虫的翅膀才好掏出来。”为了减轻我的痛苦,他们七手八脚,拉住我的手,按住我的脚,用“挖耳”掏虫。耳朵出血了,虫仍在里面,我叫苦不迭。我知道,天黑了,电筒不亮,耳道狭窄,工人和同事又不是医生,用“挖耳”掏耳朵太危险了,万一把耳膜捅破成了聋子怎么办?还是去找医生吧!

 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深夜3点,将我送到旧城卫生院,拍门打户,叫起医生。医生用一个细细的、长长的镊子把虫夹出来了,那虫还活着,在桌子上爬。医生说:“这叫甲壳虫,生命力极强。有翅膀,见光就飞来,会打洞。你的耳膜已经破了,要去威信县医院输液治疗。”听罢医生的话,李云飞将这该死的虫甩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搓碎。

 在威信县医院打针吃药了3天,我头上缠着绷带,耳朵敷着药,带着伤,又马不停蹄,到水富、绥江采访。

 一个多月的采访结束了,我们的干粮没了,“极限”也到了。因为是回族,生活不方便,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饿了啃个干面包,渴了喝口水。白天坐车采访,晚上熬夜写作,往往是脸色黯淡,双眼无神,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整理文稿,尽量赶在截稿时发回单位。在一个多月里,我们写出了许多文章,不管是消息还是通讯,几乎是一天一篇。这样拼命,并不是为了稿费。那时,是不发稿费的。

 2002年,我在周末部当主任,办《昭通日报周末》,编辑、记者只有刘建忠和虞晓江我们三人。那时,稿件、版面、报纸、读者,这些神圣的字眼,让我们三人成了高速运转的“陀螺”。我们都深知,这张在我们手里刚刚扩成大版面的报纸、这张报纸上的每条新闻或报道,都需要我们付出许多的艰辛和努力。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天天连轴转,我们不能请假、不能休息,因为谁请假了、休息了,稿件没人采写,版面没人编辑,报纸就要开“天窗”,就要影响正常出报。我们三人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轮流着编辑、采访、约稿、改稿、划版式、搞校对,身兼数职,一个人顶几个人用。

 因为没有权力、金钱,没有英雄的业绩,所以才叫平民。平民们那种令人神往的、来自道德、良心、人格与智慧的魅力,一直吸引着我们去关注、去书写。因为平民是多数,平民是大众,为平民而写作,为平民鼓与呼,是报人齐心协力、努力抓新闻、做“拼命三郎”的动力!

(马贤英,女,回族,昭通日报社高级记者。从业32年,做过采访、编辑、通联、画版、校对、录入等工作,是《昭通日报》从小报改大报,发展由弱变强的参与者、见证人之一,采写发表了大批新闻作品和业务论文,上百件作品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奖励,著有45万字的书籍《岁月沉香》……)

责任编辑: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