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松

　　父亲去世后不久，失去主心骨的母亲在四邻婆姨们的劝说中，便急急考虑为我说亲。说是母亲孱弱的双肩扛起这个破烂不堪的家庭已是举步维艰，要我早早成家立业为母亲分忧解愁，担起家庭的重担；说是在解放前十六七岁的男孩就已经当爹；说是将来读书如是考出去不回来又怎么办？不是白抚养了吗？说得母亲恨不得立即为我娶上媳妇在家鼎立门户，过上好日子。

　　那时的我已经15岁，已经上初中了，在我们那里，我这般年龄就开始说亲，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我傀儡般无言无语，任由母亲的安排。好在每一次说亲都是母亲一个人去看女方，从来没有引到家里来见面，因此，对于所有说亲的对象，我至今一个也不认识。

　　我家乡在乡镇的街上，所以对于周围远近的四邻八乡的青年男女来说，是一个比较向往的地方。街上的男女基本都好找对象，只要本人不瞎，不瘸，不残，家庭也无需多殷实，一般就行。

　　但我的家庭，却是穷得叮当响，除了一间破瓦房，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是说亲成了，那结婚的地方住哪里呢？这是一个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不知道母亲想过这事没有，就只知道一股脑儿地去说亲，说亲。好在每次去说亲，总是东不成西不就的。要么是对方嫌弃我家穷，摇头叹息离去，要么就是人家愿意，母亲却又不满意人家，因为母亲还有点挑肥拣瘦的，总是把自己的儿子估计得很高。

　　就这样，在中学读书的两年左右的时间中，母亲为我说亲的女孩大约有十来个。就是在母亲说亲的希望一个个破灭的过程中，我考上了师范学校，终于摆脱母亲的说亲琐事。后来，四邻的婆姨们仍是对母亲说给你儿子继续说亲吧，拴住他，让他回来。母亲说，他已经是“公家人”了，由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