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往事

◆陈思文

孩提时，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增强我们的学习自信，大人便给我们讲了一个文盲自己将自己送去当壮丁的故事。

旧中国一盘散沙，军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争战不休，老百姓都极怕去当兵。国民党就作出了一项规定，每家每户有男丁者，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充兵员。各地也都给下辖县、区、保、甲分派名额。强行被抽之青壮年不愿当军阀混战的炮灰，往往在被押送至部队的途中，伺机脱逃，部队编制总不满员。军阀们也就不管“三丁五丁”之规，见青壮年就抓，搞得人心惶惶，青壮年白天都不敢出门。

昭通有一保长，县里分派给他的壮丁指标还差一员，眼看限期将至，如不按时完成，必受重罚，百般无奈，他打起了身边随从的主意。

一日，他书信一封，也不封口，把一随从叫到身边：“速将此信送到县衙，亲交县长。快去快回，必有重赏！”那随从满脸堆笑，双手接过信札，心里美滋滋的，猜想着这重赏不知将会是何物。一路小跑到县衙，躬身呈上信札，县太爷抽出信笺一阅，便高呼，来人！送信人心下暗喜，这封信肯定有重要信息，县太爷可能又要赏他了。不料，县太爷喝道：“将此人拿下，送交兵营！”原来，信上写的是，来人系补缺兵员。保长欺他是个“睁眼瞎”，定不晓信中所书何言，更不识保长使的这自卖自身的诡计。

幼小的我，十分同情和可怜这个随从，不识字就会吃“哑巴亏”，不识字就要遭人愚弄、欺负！

我上小学时，老师出于与我父母同样的目的，也给我们讲了个不会用标点符号而事与愿违的故事。

一小巷某居民的墙根，常有人在那里随意大小便，弄得他家一开门就会恶心。他决定在墙上写几个字，提醒路人讲究卫生。便提笔在墙上写下“行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10个大字。

谁料，此标语一出，他家墙根处的大小便反而比以前更多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后经友人一点拨，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把逗号打错了位置！

我入学时，正值“大跃进”运动期间，伴随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昭通开展了一场“全民扫盲运动”。

为什么要提“全民扫盲”？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十有八九是文盲，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民都还有近半数的人是文盲。即使参加工作的人群，也还有不少文盲。“文化大革命”时期，昭阳区一个山区乡（时称公社）的一名干部，到乡机关所在地附近山坡捡菌子，忽然，幽静的山林里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循声望去，见一男子睡在一棵松树下，双手抱头，失声痛哭，树枝上垂挂下一条绳索。他想，不好！此人想寻短见！忙跑过去劝慰他。当那人一抬头，他立即认出，此人是该公社的党委书记。原来，造反派勒令这名党委书记，在今天傍晚六点前必须写出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认罪书，否则，就要“砸烂他的狗头”。书记任职前那些年，参加过扫盲学习，但他读的是“白眼书”，只会读不会写。现在要写了，而且是不少于1000字！书记真是饿老鹰翻转身来飞——抓天无路了！眼看离六点钟只有两个多钟头，他想，不如一死，一了百了！可刚挂上绳索，又不甘心，革命了10多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位置，难道就这么让造反派轻轻松松革了自己的命？忍不住老泪纵横，大放悲声！

这位干部发了恻隐之心，承诺替书记在造反派规定的时限内写好认罪书，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全民扫盲”就是人人参与。不识字的人，要无条件地学，识字的人要无条件地教。一时间，全社会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学文化的热潮。不识字的人，白天劳动，晚上上夜校学习；识字的人，白天上班，晚上到夜校上课。我父母是高、初中毕业生，父亲就得无条件到夜校去上课。晚饭后，天未黑时，父亲就忙活着找出煤石灯，加满煤石，提着它去上夜校。

父亲去的夜校在云兴街，要从一个铁匠铺里穿过。“大跃进”时期，人们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铁匠铺里的师傅们，白天晚上都得忙着打制斧头、镰刀、板锄之类的农具。但是，不管有多忙，“生产”“扫盲”是两不误的。那晚，我随父亲去夜校，就见铁匠铺里劳动、学习热火朝天。

清一色的打铁的炉子分列两排，风箱一字排开，炉火烧得发白，工场一片光明。师傅们把国家统一印制发放的扫盲识字课本摊开，放在风箱上，由一个识字的人教他们朗读课文。

师傅们一拉动风箱，就发出一阵阵“听嗵听嗵”的沉闷声响，十几个风箱一齐拉动，满铁匠铺就奏响了一曲“听嗵”交响乐。师傅们和着这铿锵的旋律，有节有拍，齐整地高声朗读起来：“总路线，是明灯，到处一片欢呼声，照得瞎子睁了眼，照得哑巴开了声！”

我们小学生也加入了这场扫盲运动。每到课余时间，学校就组织我们系上红领巾，打着小红旗，分成若干小组，分别站在诸如辕门口、陡街、西街交叉路口等行人较多的地段。俨然像抗日战争时期，小八路拄着红缨枪，站立村口查路条一样。见到行人，就拉他过来，念一段扫盲识字课本上的文字。如有他不认识的字，就一定要教他学，直到他会读、会写这个字为止。

那时，昭通人口并不多。再加之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人们日夜加班，街上行人稀少。上街的人，大多是办事路过的。有的行人，工作就在附近，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些路口。在此路口被小学生拦下，念一段扫盲识字课本，在彼路口又被拦下了，颇觉麻烦。心生一计，便到挑水巷旧货摊上，买两只不论能否写出字来的破旧钢笔，别在上衣口袋上。学生们一见此人胸别两三支钢笔，定是有学问之人，也就不再拦他。

老师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掌握1000个左右的常用字，基本上就能念得下报纸上的大多数文章了。所以，“大跃进”时期的扫盲目标，基本定在每人至少要认识1000个左右的常用字。

一般能识1000个以上的常用字，在日常生活中是够用了。但对于有抱负、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来说，他们的追求就远不止这些。

我有个表弟，“文革”后期刚读完小学三年级，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16岁便参加了工作。在昆明锻压机床厂上班时，工人们常常要用到什么“游标卡尺”“内外测千分尺”“内外圆柱面”等工具、术语。蹉跎岁月中完成学业的小学三年级实际水准，如同掺了水的白酒，寡淡无味。表弟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下决心一定要把文化补起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了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课本，下班就抱着啃。别人晚上打牌、喝酒、逛街、看电影，他则在宿舍里做功课。10点钟以后，他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到宿舍外路灯下看书。不到半年，他就补完了小学全部课程，便又开始向初、高中课程进军。

20世纪70年代，小学课本上弄不懂、弄不明白的内容，他还可以请教身旁的师傅或工友。初、高中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师傅或工友们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工余时间，表弟就跑到工厂子弟学校，趴在教室窗台上听老师讲解，风雨无阻。时间一长，他坚毅的求学精神打动了授课老师，老师特意在最后一排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告诉他，随时可以来听课。

不到3年时间，表弟就攻完了初、高中课程。适逢国家恢复高考，表弟考入了昆明师专。但他并不甘心毕业后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再成个家，舒舒心心过日子，他的眼光又瞄上了更高的目标。他留校一边任教，一边向硕士、博士高地冲锋！结果如愿以偿。不仅如此，他还掌握了英语、日语两门外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云南省的专职外语翻译尚还稀缺，相关部门只要有涉及日语的外事活动，必请他当翻译。他还担任了云南某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

慨叹之余，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